史海:许世友密谋反出延安 中央逮捕飞身上房(图) 环球时报

当保安人员来抓许世友时，许世友“呼”地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协同来抓许世友的抗大警卫排长邓岳（后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岗位离休）和保卫处、警卫处的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有一点办法。

具有特殊性格、富于传奇色彩的我军高级将领许世友，当年在延安曾被囚禁受审过。关于这段史实，说法很多，真情到底如何？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对许世友将军在延安被囚禁的那段历史以及被囚禁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前线吃紧，张国焘却寻欢作乐，从此，张国焘在许世友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１９３２年秋，许世友任红四方面军第１２师３４团团长，后相继担任红９军副军长兼红２５师师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许世友能打仗，特别能打大仗恶仗，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对许世友十分赏识和偏爱。一般的红军官兵是不能随便进出张国焘的卧室的，而许世友例外。张国焘那里有烟有酒，许世友看到就随手带走，有时还在张国焘住处与张对饮几盅。部队作战缴来的酒，张国焘明确提出，先让许世友挑个够，并特许其警卫员背酒、炊事员挑酒、战马驮酒。

开国上将许世友

许世友是直性子，说话不绕弯子，有时话说得很不雅，还动不动发脾气，张国焘从来不计较。许世友打了大胜仗回来，张国焘总是和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一道前往看望慰问。张国焘不仅自己格外器重许世友，还经常在各种场合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谈起许世友，为许扬名。许世友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当时，有人私下议论张国焘好女色，许世友出于维护首长的威信，予以怒斥。然而，１９３３年夏，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领导下，连续发动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战役期间，许世友不相信的事竟赫然入目。

一天傍晚，许世友带着战场上的硝烟，匆忙赶回报告情况。他径直推开张国焘的卧室，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张国焘坐在炕上，一手搂着一个女文工团员，正在放荡调情。许世友万万没想到，自己心中尊敬的首长竟然在前方战事正紧的时候，不顾官兵生死，恣意寻欢作乐。从此，张国焘的形象在许世友心目中大打折扣。

许世友与毛泽东交谈

包座战斗后，张国焘让红四方面军南下再过草地。路上，许世友目睹大批红军战士长眠于茫茫草地里，不禁对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产生怀疑，遂起抵触情绪。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５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号，并疯狂攻击毛泽东和党中央。许世友万分难过，他对张国焘的野心认识得更清楚了。

张国焘被批判，有人说许世友是“托洛斯基”，许世友气得口吐鲜血１９３７年３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抗大全体学员被紧急集合到大操场上。校长林彪站到讲台上，悲痛地告诉大家：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和祁连山的苦战中失败了，军长董振堂、孙玉清，军政委陈海松等壮烈牺牲，部队损失两万余人……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而又残酷的噩耗，文件还没传达完，会场上已是哭声一片。尤其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他悲伤得连鞋也没脱就和衣上床，还绝食了一天。

恰在西路军以两万余人的伤亡而告失败的前后，解决张国焘所犯重大政治问题也提上了日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错误地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红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一个个都抬不起头来。许世友实在憋不住了，他私下对朋友说：“在张国焘手下当差，真是投错了娘胎。”

同月３１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后，延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声讨张国焘，要肃清张国焘的错误影响。就此点燃了清算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导火索。

抗大也召开了“张国焘斗争会”。学员列队集合来到广场，中共中央委员几乎全部到场，毛泽东和张国焘也在其中。

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一个原则：“批判张国焘同志，要把他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与指战员的功劳和贡献区别开来。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不容抹煞。”并且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这一批判，中央严格把握方针政策。毛泽东主席并给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会上定了一个调：“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许世友与邓小平

对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定，当时坐在台下的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干部表示理解，并参加到了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斗争中。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批判会开得秩序井然。台下提问，台上回答。弄清问题，找出症结。

第二天上午，在抗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又是上批张国焘，下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出现了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波及的面宽了，“牵连”到整个红四方面军，“牵连”到许世友。这时，许世友再也坐不住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许世友发言说：“干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才行。张国焘犯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在生活作风上也不够检点，但对革命也作过一点贡献，尤其是他刚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那阵子，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应该功过分清。我老许不能昧着良心同意别人对他全盘否定，更不能容忍那些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无理指责。……四方面军撤退，这不叫逃跑主义，是因为敌强我弱，换个地方再打嘛！撤到川陕，部队得到了发展，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反驳许世友。

许世友一听火冒三丈，骂起娘来：“娘的，老子说了几句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

这一骂，惹出了乱子。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斗张国焘的会转成批许世友了。

一时，“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铺天盖地袭向许世友，气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那位年轻学员怒吼道：

“呸，你小子敢骂我！老子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娘肚子里！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土匪……”突然，许世友说不下去了，只觉得天旋地转，他双手捂住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

“逃跑”计划暴露，抓捕中许世友飞身上房，刘伯承循循善诱做工作

许世友气病了，住进了医院。

抗大的批斗会趋向白热化，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一潭清水给搅浑了。

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纷纷到医院探望许世友，而且还带来了传说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吃惊了，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不可能没有事；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了，死得也太冤枉了。老子为穷人打天下南征北战，还挂了彩受了伤，没有功还有罪，这是哪门子的理？我们在这里干，还有什么出路？

许世友思前想后，苦闷到了极点。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在病床上想了３天，终于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１０００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那里闹革命去。

当老战友詹才芳、王建安、王世安泪流满面地来看望他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就知道哭，眼泪能顶个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去哪里？”

“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态赞成。经过秘密串联，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２０多个团级干部、２个营级干部、５个师级干部、５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

当时，许世友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嫌他们吃不了苦，还都要骑马。许世友计划步行７天７夜通过陕北，到达陕西汉中，再到巴山会合刘子才部队。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作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都在许世友身上。准备４月４日夜１０时出发。

许世友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不久暴露了。４月３日上午，原计划跟许世友一道回四川的抗大保卫处处长王建安（曾任红４军政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走了。他觉得，许世友的行为太过火了，中央说张国焘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要用暴力？这非常危险。王建安思前想后，感到问题严重，遂决定向上级报告。

大约在上午１０点钟左右，王建安对许世友扯了一个谎：“许军长，你们走吧，我突然感到身上不舒服，有病，怕是走不了了。”

许世友一听王建安打退堂鼓，顿时急眼了：“娘的，临阵脱逃，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否则，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你别说我许世友对不起朋友！”

王建安经过仔细考虑，不得已悄悄地找到队里的党支部书记谢富治，报告并揭发了许世友将要出走的密谋。

此事，谁也不敢怠慢，迅速报告给抗大校长林彪。林彪想了一下，指示说：“你们立即返校，要不动声色，掌握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等我向毛主席报告后，就回校处理。”

“情况怎么搞得这么复杂？”毛泽东听完报告对林彪说，“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问题。”

林彪立即返回学校，召集抗大负责人和学员队的领导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及边区保卫处的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３条指示。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迅速布置人员，把学员队的教室和宿舍包围了起来。

当保安人员赤手来抓许世友时，许世友脸红脖子粗地走出教室。他见保安人员没有带枪，心中宽

慰一些。他想使出拳脚功夫进行反击，但想到都是红军兄弟，就尽力克制自己，收回了手，尔后“呼”地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协同来抓许世友的抗大警卫排长邓岳（１９８３年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岗位离休），当时还不足２０岁，他和保卫处、警卫处的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有一点办法。许世友不下屋顶怎么办？刘伯承等人闻讯匆匆赶来。刘伯承在张国焘南下时，和朱德一道，保护了红军，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和巩固，许世友对刘伯承印象不错。刘伯承和颜悦色地对许世友说：“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在刘伯承的劝导下，许世友才勉强从屋顶跳下来。

许世友跳下房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将自己五花大绑地带走关进了窑洞。这时，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来，由保卫人员用粗麻绳捆起来押走。这天，共捆绑了３０多人，包括王建安。

下午４时，抗大吹响紧急集合号，召集学员在各队开会，宣布许世友等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决定。

 世界上最老“处女”105岁 长寿秘诀无性生活

英国退休老太太克拉拉·梅亚德莫尔11日将迎来她的105岁生日。作为英国乃至世界最年长的“老处女”，克拉拉从未交过男朋友，终身过着自得其乐的无性生活。据克拉拉自称，她爱好养猫、阅读、园艺、散步、烹饪和听广播，而独身正是她的长寿秘诀。

　　105岁“老处女”喜庆生日
克拉拉·梅亚德莫尔于1903年10月11日出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是一名退休秘书，目前居住在英格兰康沃尔郡佩兰波什市的一个养老院中,即将迎来她的105岁生日，日前她高兴地收到英国女王发来的贺信。

据悉，克拉拉平素从不看电视，并且滴酒不沾。不过，为了庆祝生日，她打算“破例”喝一点葡萄酒。她多年的爱好包括阅读、园艺、散步、烹饪和听广播，此外她还酷爱养猫。直到97岁时，她仍坚持自己修剪草坪。

克拉拉·梅亚德莫尔
　　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

克拉拉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她还只有9岁，随后2年便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早在1911年，克拉拉8岁时便跟随家人移居埃及、加拿大和新西兰，可是性格独立的她还是在20多岁时只身回到了英国，先后当过女管家和女秘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拉拉参加了英国“皇家陆军妇女军团”，被派往埃及服役。战后，她重操旧业再度成为一名秘书，经常往返于伦敦和新西兰两地，直到退休后定居于英格兰康沃尔郡。

　　12岁起立志做“女光棍”

据悉，克拉拉终身未嫁，过着自得其乐的单身生活。早在12岁时，还是小女生的克拉拉便知道自己会保持独身，以便专心工作谋生，而她也一直以此为豪。克拉拉称：“我对性没有兴趣，也从未幻想过。在我的想象中，它包含着太多的麻烦。由于我总是工作太忙，无暇与异性发展亲密关系。别人曾经问我是否为同性恋者，其实我不是。”

她同时表示：“在我生活的年代，女子没有社会地位，所以我立志要自食其力、自尊自强。而许多男人却看不惯女人这样，不久我便发现自己已经老得嫁不出去了。”

　　从没交男友 数度拒绝求婚

克拉拉说：“我从来没有男朋友，从不让自己因(与异性的)关系而烦恼。我还是个女孩时，妇女只能同自己的丈夫过性生活，我从没结婚。我总是与男子保持柏拉图式的关系，从来没觉得需要进一步发展或结婚……如今一切似乎(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不太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我确信那肯定非常不同。”

克拉拉坦言，尽管年轻时曾经有数名男子向她“求婚”，可是她却一一加以拒绝。

　　长寿秘诀是“没有性生活”

克拉拉的闺中密友、现年72岁的乔希·哈维表示：“当克拉拉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便告诉母亲说她今生不打算结婚。对于她而言，不结婚就意味着没有性生活。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克拉拉的心态非常年轻，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也许正是生活中没有男人的缘故，才使得克拉拉永葆青春。她有自己的爱好和朋友，这些对她已经足够。”

现年105岁的克拉拉至今保持头发和牙齿的完好，头脑仍然非常灵敏，她自豪地称：“没有性生活便是我的长寿秘诀。现在我从早到晚收听广播，我对国际时事的了解要比绝大多数30多岁的人还要多。”

中国史上六大“性文化圈”和三次“性解放”

在中国传统上，可以说存在六大“性文化圈”:即皇族“性文化圈”、仕者“性文化圈”、乡绅“性文化圈”、军阀“性文化圈”、江湖“性文化圈”以及平民“性文化圈”。这六大“性文化圈”在男权本位化中， 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造成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

一、皇族“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皇帝天子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整个皇朝家族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皇帝们自命真龙天子，代表上苍统治江山黎民，自然这世上的一切都归他们所有。明白一点的所谓好皇帝多少给老百姓一点喘息，注意一点生产，而大多数的皇帝不是暴君就是昏君，为了穷奢极欲，享尽人间之豪华，他们横征暴敛，把老百姓骨头上的最后一点残油也刮干，血管里的最后一滴剩血也吸尽。“大刀长矛打天下，金钱美女坐江山”，这是中国所有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皇帝们为了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依旧如故，最重要的是使龙子、龙孙、龙曾孙、龙玄孙……无穷无尽的龙种龙脉得以相传，而专门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后妃制度。即便一位洁身自好、勤于朝政的明君，也必须保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和三千宫娥。倘若一个荒淫无度、祸国殃民的昏君，那就不会拘泥于此数，而会翻几番，甚至翻十番。据史载，连有作为的汉武帝，后宫内也藏有宫娥数万。君王们从不把妃子宫娥当人看，大多数入宫之女，虽不愁衣食，却一辈子到老，未经男女之事。《后汉书》上揭露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楚王喜欢腰围很细的女人，故逼得许多王宫中的妃子宫娥们因减肥而饿死。

每年一到选妃子、挑宫娥的时候，便闹得民间鸡犬不宁、怨声载道。

有一出戏叫《拉郎配》，说的是，朝廷命官府征集宫娥，条件是18岁以下的未婚女子，结果有此类闺女人家，赶紧找婆家完婚，也顾不上什么门当户对。闹到后来，干脆在大街上见到一个人模狗样的男子就拉。在老百姓看来，就是让闺女胡乱配一个瞎子拐子，也比在深宫里最后成为“白头老宫女”为上策。

“聪明”的中国皇帝们为了保障血统的纯洁性，不让后妃宫娥们被外人插一腿子，同时又不耽误享受奴仆的服侍，又订立了残无人性的太监制，把民间征来的小男子们雅称“去势”，俗称“骟割”，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这也好，为中国增添了特有的“太监文化”，也为历史大闹剧的舞台上，增添了几个像高力士、魏忠贤、安德海、李莲英之类的丑角。

不知是正史还是野史，据说，奸邪的宰相吕不韦将被自己搞怀孕的赵姬，献给秦王，后来生下秦始皇嬴政。赵姬成了赵太后，成了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大皇帝的母后。然而根据血统说，秦朝的天下实际上落到了老吕家的手里，而这却是所有皇帝之最根本大忌。

同样不知是正史还是野史，据说，文武双全的乾隆皇帝堪称天下第一风流。结果，老百姓们对他直接或间接掌政60年的业绩说不出所以然，却对他的游龙戏野鸟的劲头和本事如数家珍，谴之者无多，赏之者有余。整个大神州都是他的，在宫内对后妃宫娥们腻了，到外面当个狂蜂浪蝶，到处沾沾路花、惹惹山草，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要不然，郑少秋的《戏说乾隆》怎会那么使华语世界神魂颠倒。乾隆所有的风流韵事不一定都是真的，但至少老百姓对这个皇帝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认可甚至是欣赏却不是假的。

皇帝们自身可以为所欲为，实行“纵欲主义”，而对老百姓却制定了数不尽的清规戒律、礼教伦纲，逼他们遵奉“禁欲主义”。

二、仕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士大夫为首的为皇朝统治服务的整个官宦集团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的确比欧洲中世纪的世袭制度要先进得多。它以开科取仕的办法极大地扩大了统治的阶级基础。它不讲门第贫富，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政治。但绝大多数的中选之士，最终不过是在功名利益的引诱下，充当统治者的鹰犬帮凶。中国文人满脑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然而儒者可分“君子儒”或“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无几，而“小人儒”却如过江之鲫。士大夫们常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都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国人都知道“官本位”的效应，权与钱可以转化，有权就有钱。就连好官，也是“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不用说那些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贪官污吏了。

中国历史上确乎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将，然而可惜的是，历代大多数文臣都爱钱，武将都怕死，闹得政治腐败，以致民众造反，外族入侵，藩镇叛逆，中国大半历史都不太平。

对文人来说，人生有两大幸事，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前者保障传宗香火，后者提供功名仕途，从而使财产和权力世代延续不断。

既然“书中自有颜如玉”，功成名就之后就应享受。官宦人家当然应有三妻六妾，甚至妻妾成群，还有众多的丫鬟随意伺候。有的家中还养有大批歌舞妓供自己享乐或招待宾客之用。别的且不说，就连人们虚构的青天大老爷“刘罗锅”，不也娶了个丫鬟为小么？

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乃妓院，“薄幸”为薄情之意；可以说，此诗为杜牧在奢华梦醒后而感悔艳游之作。据《杜牧别传》载，杜牧在扬州每天晚上宿妓，“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者数年”，于是对所遇妓女的美艳十分留恋，便写了传世名作:“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杜牧不过是大多数士大夫的一个缩影。士大夫常以放荡不羁为时尚。在生殖主义保障财产和权力的再继承之后，非生殖主义的性观念又使他们追求浪漫主义的性行为或腐朽糜烂的性刺激。

士大夫们大多是一帮具有双重性格和两面嘴脸的矛盾人物。

一方面，他们可能因受过教育，具备知识，自我意识较强，对精神生活有一定的追求，易产生离经叛道的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为统治者效劳的官僚机器的一个零件，必须道貌岸然地以封建伦常的枷锁来束缚和“教化”百姓，否则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三、乡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乡绅为主体的某一地方势力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所谓乡绅阶层，在封建社会是真正维持某个地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伦理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当地精神文化和各种物质利益的总代表。乡绅具有双向功能，一方面代表地方利益与各层官府和朝廷应付周旋，另一方面又协助甚至勾结统治当局掌控下层平民百姓，他们或是宗族首领、退隐官员、举人秀才，或是地主员外、富商大贾，以自己特有的家世、名望、人脉和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或影响资源、土地、生产、市场、钱庄、当铺、运输等经济命脉及其发展。

与士大夫阶层不一样，乡绅是旧式私营经济的真正主人，也是这种经济利益的直接获得者。他们知道“钱本位”的效应，最清楚金钱财富的力量，即“越是钱多、越是气粗”为简单而现实的真理。为了钱，他们会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榨取雇工和佃农，也会用最恶劣狡猾的手段来欺骗顾客和买主，甚至还会以其他各种非经济的法子来牟取暴利。他们也明白钱与权可以转化，有钱也可以有权，如用钱行贿衙门就可换取更大的利益，甚至，可以“捐官”，即花钱买个县太爷的官位来做做，再将权转为钱。

乡绅是中国社会最典型的两面的阶层之一，是道貌岸然与男盗女娼的“完美”结合者。

他们可以动用宗族的权威，以孔孟之道的说教，俨然为地方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判决者和整治者。对他们来说，似乎“万恶淫为首”，有伤风化的两性乱序乃社区第一祸害。为此，他们可以私设公堂，动用私刑，甚至将犯戒者处死。

他们又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下，名正言顺地纳妾娶小，从元配发妻之外的二姨太，可一直排到第几十名姨太太。而所谓正妻的一个最大美德，不仅不能嫉妒，相反还要劝说丈夫以多纳妾为荣。

他们还可以依仗权势，霸占民女，奸淫乡民之妻。

他们更可以经营“青楼名馆”和“烟花之巷”，逼良为娼，而自己也是主要的常客。中国几千年，除官办外的民间娼妓制度主要为乡绅阶层的杰作。

四、军阀“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代表武装割据势力人物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军阀现象是中国有特点的政治文化之一。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各朝各代大都以军阀混战开始，又以军阀混战结束。即便是表面江山一统之际，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变相或潜在的军阀。军阀的成分或是分封的皇亲国戚、功臣贵族，或是起义的农民、叛乱的地方乡绅宗族势力、拥兵自重的军头兵酋等等。

军阀势力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各种统治势力。它以非常的武力手段建立所控地区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秩序，更可以用非经济的方式获得一切它所欲求的利益。

除了很少数有雄才大略者，军阀们不用受任何传统规范的约束，其行为方式不像士大夫，也不像通常的乡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像皇帝那般荒淫无度，建立自己的后妃宫娥制度。

古的且不提，就拿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杨森来说，据说此公光“明媒正娶”的姨太太就有数百之多，产下的子嗣当然更高于此数数倍，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五、江湖“性文化圈”

江湖是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它包括各种“会道门”帮派、地下秘密组织、地痞流氓、游民流寇、犯罪团伙等黑社会势力，还可能包括以农民起义或革命团体等构成的政治反抗势力。江湖势力有的是正义的，有的是邪恶的，也有的是正义与邪恶相杂，它或因团结互助、或因逃避迫害、或因反抗压迫、或因钱财铤而走险。江湖势力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生意行为。正面一点的可能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负面一点的则招摇撞骗、欺小凌弱、打家劫舍、官匪勾结、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总起来说，它是一种盲目的破坏力量。

江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从官方或社会通常认可的既定政治、法律和伦理秩序。它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明显带有犯罪和违法的特点，如拉皮条、仙人跳、调戏奸淫、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包办妓业、散播淫乱等等。

六、平民“性文化圈”

所谓平民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包容了一个极宽泛的社会阶层，如农民、雇工、手工业者、小商贩、自由职业者和城镇普通市民等。这个阶层是被统治者，只能利用统治者的某些开明决策或疏漏松动之处来争取一点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皇恩浩荡”或天下太平时，他们也许可以安居乐业、生作养息；“龙颜大怒”或天下大乱时，他们便家破人亡、生灵涂炭。

这个阶层只有少数有幸可能成为政治或经济的暴发户，因此，大多数人在垂羡发财者的同时，又无奈地向往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平民阶层是一切社会的最后最广的基础，它可以分化为其他阶层，如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时，就会成为破坏既定社会的最大冲击力量。

平民往往是一个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和既定伦理规范的盲从者和牺牲者。特权阶层在自己当“花和尚”时，却让他们甘当“苦行僧”。他们在性行为和婚姻模式上没有任何特权。在两性关系上，只有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才实行男耕女织、男工女帮的一夫一妻制。他们不像士大夫和乡绅那般伪君子，也不像黑社会分子那般真小人。平民中不安分的一部分，根据社会控制的松紧程度，或许干一些越轨出格的性行为，但受到官府和宗族势力惩罚和迫害的一定首先是他们。

平民不可能成为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演变的开路先锋。

三次性偏化

在漫长的封建性文化的禁锢之后，中国现代出现过三次大的所谓性偏化。

第一次“性偏化”主要发生在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

当“德先生（Mr.Democracy）”和“赛小姐（Miss Science）”开始闯入中国封闭的社会中时，传统的性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城市的市民尤其是所谓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向往一种个性解放，除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某些诉求外，最重要地表现在两性关系上的自由选择和反封建意识。

在当时，鲁迅的《祝福》和《伤逝》，巴金的《春》、《秋》、《家》以及柔石、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老舍、曹禺、沈雁冰、钱钟书、张恨水、郭沫若、谢冰心等一大批新文豪的作品中可以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和影艺界人士等性观念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不仅与西方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别的姑且不谈，就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正统经典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出第一次大“性偏化”或“性解放”的端倪。

例如，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好几代人。书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心路历程和身世遭遇就明显反映了对传统性文化的强烈叛逆。她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走投无路决定投海自尽时遇到余永泽的相救，由感激而生情，二人便非婚而同居在一起。后来因志向不同，产生隔阂和冲突，终于分手。林道静在向往抗日救亡中，对学生领袖卢嘉川由崇拜到爱慕，但因后者的牺牲终成遗憾。后来，她又遇上了另一个学生领袖江华，再次堕入爱河。书中专门描写了林道静与江华的“一夜风流”。对这一点，当时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年轻读者们，在崇拜和模仿女主人公的同时，又不禁大为困惑，一个女革命者能像这样“乱搞男女关系”么？

第二次大“性偏化”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和所谓“上山下乡”运动中。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运动使社会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北京

的中学生所谓老红卫兵以及各类造反组织，在停课闹革命不久，就被淘汰出局，完成了历史使命，甚至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替罪羊。整整一代青少年无所事事，无聊之极，对前途一片茫然，于是破罐破摔，不是打架闹事，就是偷鸡摸狗。当时的这一批人，正值青春发育之际，情窦初开，性冲动萌然而生。于是，许多人偷尝禁果，满足性欲的一时需要。那时期，在北京流行着一种叫做“拍婆子”的时尚，指的是一个男孩在街上或其他什么地方，碰到一个“盘儿亮”（脸盘长得漂亮）和“条儿好”（身条长得好）的女孩，就去“吊膀子”，将其勾到手。谁拍的婆子越多，谁就显得越男子气式的英雄。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数千万知识青年志愿或不志愿地到落后农村、偏僻山区或遥远边疆的公社、农场或建设兵团落户。政局动荡、经济混乱、政策不定、管理不周、生活艰难以及各级官员滥权和腐败，很快就使知青们对“大有作为”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和斗志。不少人干脆胡作非为，甚至成为地方上最头疼的祸害。在这种境况下，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更是普遍地偷尝禁果，造成了无数的孽缘。最令人心酸的是，一些女知青为了提干、入党、上学、招工、谋职或病退困退返城只好在淫威权势下出卖肉体。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大型军用化纤被服工厂招收数万女青工，主要来源为知青。当时身体检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为处女，结果发现70％以上的女青年不合格，鉴于这种情况，当局无奈只得放弃了此项要求。后来青工们到岗之后，发生更多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第三次大“性偏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十年。

共和国建国以来，“性”乃最大禁区之一。在任何一个单位，若某男某女犯了“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就一辈子甭想翻身了，什么长工资、分房子、职称提升统统泡汤。在“文革”中，要想把一个“走资派”真正斗倒斗臭，最好找出或编出此人男女生活作风问题，简称“搞腐化”。

改革开放使西方文化更加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商业化和搞活经济使人们个人选择和私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空间明显得到松动和扩展。过去一个人所在单位即大家长和终身衣食父母的那种全能性控制逐渐弱化。在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解体，行使个体生产承包制。在城市，许多人转到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或个体买卖。

整个年轻一代，再也不像他们的父兄，即20世纪50年代的一代和60年代的一代，那样成为政治理念和既定价值规范的遵奉者。对于“老大学生”、“老三届”、“小三届”等几层人而言，一些由于当年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政治婚姻”、“误会婚姻”、“无感情婚姻”到了清算的时候。个人社会处境的改变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总之，政治局面的某种宽松、经济条件的某种改善、生活水平的某种提高，使人们有可能在肉体、精神和感情等各方面产生新的追求。这些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人们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上。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同时也造成一些正面、负面或有争议的后果:（1）男女性道德的规范差距相对缩小；（2）女性的性主动性、性自觉性和性选择性增强，即不再一定是单纯男性“玩弄”女性；（3）性成熟和性行为的年龄大大提前；（4）惟性主义，即单纯性享乐主义的观念滋长；（5）性行为的多元形式化，即追求性行为多种多样的浪漫性或刺激性；（6）各种以性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比从前得以较大的宽容；（7）以性为对象的各种科学研究得到认可和推广；（8）在各种媒体上以性为焦点的公开讨论趋于社会大众的认同；（9）离婚率大幅度提高；（10）非婚同居率的显著提高；（11）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化；（12）婚外恋的增多；（13）异族通婚的比率增大；（14）色情文学的流传；（15）卖淫活动的泛滥；（16）性病的重新蔓延；（17）变相买卖性关系的大量产生，如长包女、包二奶等现象等；（18）同性恋的逐渐公开化。

一位社会学家说得不无道理:一个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在上述“性偏化”的重要特征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突出。然而这种地位和作用仍然可以表现正负两个方面:或是真正成为主宰自己“性命运”的主人，或是更丧失自我，比封建时代的“女祖辈前人”更广更深地沦为“性商品”而进入“性市场”。

          人大流氓教授们详细内幕 也答余虹弟子

 　 首发：关于人民大学的流氓教授，也答余虹的弟子看到《人大流氓教授们和女硕士、女博士们自杀之谜》已经多日了，又看到《就余虹教授的死答复余的弟子》，十分佩服写文章披露真相的这位在人民大学办公楼里工作的先生。
 
      在这个疯狂、虚伪、黑白颠倒的时代，能说真话的人太少了。关于流氓教授余虹的情况，我这里补充一些，其实这些也都是圈内人都知道的事情。
 
      余虹自杀以后，很多文章都说他是超凡脱俗不愿意和尘世同流合污，其实他是一个世俗社会的成功的获利者，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到他经历了如此多的大学，都在追求最大的利益，在全国高校中都是少见的。他在广州暨南大学读博士时，得到当时担任校长的导师饶芃子的赏识，但到他毕业时饶已经卸任，他看无利可图就拒绝了饶的要求坚决不留校。这事情搞的饶老太太很伤心也很伤感情。
 
他去海南大学后，当了文学院院长，花掉了学院100万的经费，但是没有给学院及其他老师搞什么建设，全都用来请全国学术界的人到海南住五星级宾馆、旅游、吃喝玩乐，也因此建立起他在圈内的人际关系，也就给他调到上海打下了基础。他调走后，海南大学里骂声一片。海大的校领导说文学院的叶舒宪老师和余虹同时调到北京，但二人的道德品质正相反，叶舒宪是用自己个人经费帮别的老师出了著作，而余虹掌握着学院的经费不给学院的普通教师用。余虹调上海师范大学的情况上一篇已经说，不赘述。
 
余虹调人大后，开始只是个普通教授，仍然不满意，就活动调往北大，但是北大文艺学专业内部矛盾激烈，让他等着矛盾一方的老教授退休才能办。后来人大文艺学的学科带头人金元浦剽窃案发，在圈内臭不可闻了，就让余虹当了带头人。人大的文艺学是全国重点学科，比北大的要牛，余虹这才安稳下来。余虹在人大买了世纪城180米的高档住宅，安居乐业了。
 
当然，仅仅这些还不能让他乐起来。余虹刚刚调到人大时，主编杂志《问题》，就和中央××出版社的女编辑搞到一起，一直搞到人家老公打上门来，家庭破裂。圈内有戏言：“编《问题》、出问题” 。这个女编辑也因此从出版社辞职。女编辑的老公还找到余虹的老婆，要联手把余虹搞臭。
 
余虹的这一任老婆原是他在武汉华中师大任教时读现代文学的研究生，从小三升任上来的。那时刚因余虹调到北京教育学院，一看这情况坚决离婚，回到了海南大学。而这时余虹又和一个女硕士生搞到一起，这个硕士毕业以后在××大学出版社工作，住就住到世纪城余虹的房里，一直到余虹自杀时她就在家中。按说后来余虹离婚了关系便可以公开，而且据说余虹的遗书中也提及这位女硕士，但不知为什么遗书没有公开，关系蹊跷。再据院子里传闻，邻居听见余自杀前二人激烈争吵。所以并不是如余虹弟子所说“先生道德高尚，所谓‘流氓’是和他不沾边的”，余虹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流氓教授。
 
上面说到人大文学院的金元浦，也是个流氓教授。首先是剽窃，最早是上海一个美女学生要考他的博士生，把自己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硕士论文给金看，金元浦就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发表了，被这个美女披露给报社。事情闹开了，多家报纸、网站都报道了。又有人发现他的很多论文、著作都是抄的。在学术界臭了，作为人大文艺学的学科带头人不好在圈里混了，文学院就把他拿下来换上了余虹。
 
但是金元浦有一个更重要的职务，是学校的文人奥运中心主任，仍然地位稳固，恬不知耻地出席各种活动，宣讲道德之类。这就是人大的特色。金元浦在人大的文人奥运中心经营了好多年，经费奢侈，而且还有个美女助手，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一手带大，形影不离，参加各种活动，全国各地双飞双落。搞的金元浦的老婆因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整天要跳楼，必须有人看时刻着。但是美女那边也不好办，金元浦就把她送出国去“留学深造”。
 
关于李炳海“处长”的那个跳楼的女博士，事发以后家人从东北赶来，找真相，讨说法，但是他们来晚了，在她的宿舍里没有找到一点点有关的痕迹。现场早已被破坏，甚至电脑里的东西也没有了。可是她在跳楼前曾多次给家人打电话哭诉，并且说：“我要是死了就是我的导师害的，李炳海是个衣冠禽兽、流氓教授！”由于没有证据，李炳海死咬住不认帐。法律拿他也没办法。
 
关于流氓教授温乐群，纠正一点点，在他案发时已经不是马列学院的，而是有更显赫的头衔：人大党史系系主任。其实他根本也不是什么党史专家，就是研究什么三个代表之类的。这也是人大的特色。由于温乐群有这个全国惟一的党史系的主任的显赫身份，就当上了全国高考的政治试卷命题人。据说东窗事发时他正在中央党校参加研究生的答辩，接到一个电话便匆匆离去，第二天的答辩就再没有出席。好像是判了七年徒刑，大概现在还在监狱里。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当时没有一家媒体报道。
 

 105岁的老处女：克拉拉·梅亚德莫尔：没有性生活便是我的长寿秘诀
　　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

克拉拉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她还只有9岁，随后2年便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早在1911年，克拉拉8岁时便跟随家人移居埃及、加拿大和新西兰，可是性格独立的她还是在20多岁时只身回到了英国，先后当过女管家和女秘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拉拉参加了英国“皇家陆军妇女军团”，被派往埃及服役。战后，她重操旧业再度成为一名秘书，经常往返于伦敦和新西兰两地，直到退休后定居于英格兰康沃尔郡。

　　12岁起立志做“女光棍”

据悉，克拉拉终身未嫁，过着自得其乐的单身生活。早在12岁时，还是小女生的克拉拉便知道自己会保持独身，以便专心工作谋生，而她也一直以此为豪。克拉拉称：“我对性没有兴趣，也从未幻想过。在我的想象中，它包含着太多的麻烦。由于我总是工作太忙，无暇与异性发展亲密关系。别人曾经问我是否为同性恋者，其实我不是。”

她同时表示：“在我生活的年代，女子没有社会地位，所以我立志要自食其力、自尊自强。而许多男人却看不惯女人这样，不久我便发现自己已经老得嫁不出去了。”

　　从没交男友 数度拒绝求婚

克拉拉说：“我从来没有男朋友，从不让自己因(与异性的)关系而烦恼。我还是个女孩时，妇女只能同自己的丈夫过性生活，我从没结婚。我总是与男子保持柏拉图式的关系，从来没觉得需要进一步发展或结婚……如今一切似乎(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不太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我确信那肯定非常不同。”

克拉拉坦言，尽管年轻时曾经有数名男子向她“求婚”，可是她却一一加以拒绝。

　　长寿秘诀是“没有性生活”

克拉拉的闺中密友、现年72岁的乔希·哈维表示：“当克拉拉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便告诉母亲说她今生不打算结婚。对于她而言，不结婚就意味着没有性生活。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克拉拉的心态非常年轻，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也许正是生活中没有男人的缘故，才使得克拉拉永葆青春。她有自己的爱好和朋友，这些对她已经足够。”

现年105岁的克拉拉至今保持头发和牙齿的完好，头脑仍然非常灵敏，她自豪地称：“没有性生活便是我的长寿秘诀。现在我从早到晚收听广播，我对国际时事的了解要比绝大多数30多岁的人还要多。”

十分钟让你全面了解当前世界金融危机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

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 20-30采用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 ,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亿15.

二.合同CDS.

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 .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 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 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市场CDS.

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 C在旁边眼红了.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 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 400亿减去220亿, 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

上面A, B, C, D, E, 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 D, E, 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

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刚从F
G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

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 A因此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 A3 ,..., 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 A,A2 ,..., 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 ,...,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

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亿1000.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 A21, 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中国农民急需道德扶贫

中国的狂野西部在哪里？就在你家楼下的油条摊。如果你成为那里的常客，那你中毒染病的几率不会低于牛仔时代在美国西部遇到劫匪。

在时下这场仍余波不断的乳业危机中，奶农们真的完全无辜吗？即便是那些被指作罪魁祸首的奶贩子，其实大多也是奶农出身。奶业事件不过是中国食品危机中的冰山一角，菜农不吃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养殖户不吃自家猪肉，主食加工户不吃自己蒸的馒头，这些早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仅用“贫困”二字便将这些农民的责任一笔勾销，无异于认可只要生活困难便可拦路抢劫。

农民道德大幅滑坡的原因很复杂，不是寥寥几句可解释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只有感到自己受到关爱才有动力去关爱别人，中国当今社会真正给予农民的关爱又有多少？现在不兴上梁山了，可对那些备遭冷眼、备受挫折的农民来说，神州无处不梁山。

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据说要在土地流转和延长土地承包期上有重大举措，终于朝承认农民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迈出了重要一步。只有把该给农民的给足了，我们才有资格要求他们给予应给予的。

“张维迎现象”和“主流”的危机

“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

“我还要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读罢上面这段文字，你肯定恍若隔世，以为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中国。但千真万确的是，这是发生在2004年的一场争论。上面这段接近“棍子”的讨伐文字也不是出自一位老式的意识形态专家之口，而是出自向来以客观理性自我标榜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学家在道德上的自残和智识上的自我矮化，虽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上面那段类似“大批判”式的讲话出自张维迎，还是让人暗暗吃惊。毕竟，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招牌人物之一，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张维迎都应该代表了这个群体的最高水平。不过，这不是张维迎在与郎咸平的论战中唯一一次失态。在随后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张维迎更直接将对手贬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到这个地步，张维迎好像真的有点急了，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超越学术，而将争论直接变成一场赤裸裸的人身诋毁。让张维迎失望的是，他的攻击性言词在互联网上招来的却是一边倒的更大规模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对郎咸平的赞扬。有张维迎的拥趸将张的“失态”说成是“坦率”，这显然只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美化和拔高。不过，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张维迎称之为“颠三倒四”的“江湖郎中”并作为张维迎对手的郎咸平，却自始至终没有逾越学术范畴攻击对手。虽然他的确表现出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也同时显露了某种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但毕竟没有超越论战的底线。

坦率说，在今天的中国，郎咸平并不新鲜也绝非完全正确的观点得到广泛拥护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反倒是，张维迎们为什么会对郎咸平做出如此激烈的情绪性反应，为什么会在一个完全可以在学术上加以讨论的观点面前表现得如此惊慌？显然，张维迎以及张维迎所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郎咸平的到来已经表现出了空前的不适应症状。到这里，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则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这个统驭中国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了中国公共话语权十余年的主流经济学，在一个高声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面前，刹那间露出了巨大的尴尬。张维迎的“情绪失控”实际上就是这种尴尬之后的挫折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强劲的知识竞争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根明显的无能。

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现象就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由于市场化的迅猛扩展，导致了对经济知识的强大需求，使经济学成为显学。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畸形的政治环境。1989年之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的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在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契合了中国改革的机会主义本质。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90年代之后，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虽然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标榜也的确表现出了某种异议色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

或者我们干脆说，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是一个托庇于权力并寄生于权力的学术玩偶。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自知。他们真以为这种完全类似于政治特权的话语霸权是知识竞争的结果，他们真以为经济学或者他们所知道的经济学是无所不能的水晶球。除此之外，知识的世界中空空如野。政治特权可以滋生权力的傲慢，同理，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也能产生致命的自负。非常不幸，中国1990年代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增长，鼓励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自以为是。容易推断，接下来发生的将是非常荒谬的知识现象：中国主流经济学变成了中国改革法定的阐释者，而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成为不入主流的旁门左道或者歪理邪说。1990年代中期，一位女学者出版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著作。其在中国民间激起的反响比这一次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更为热烈。这引起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的嫉妒情绪。对此，一位颇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故作不屑地评论到：那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

言下之意是，只有经济学才有能力解释中国改革，因而也只有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才有权力评论中国改革。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别想沾我们经济学家的光。自负如此，已经不再是什么学术上的自信，而是一种接近精神变态的自恋。可以为这种日益恶化的精神疾病做出注脚的一个例证是，当秦晖先生用迄今为止最为精辟（他总是那么精辟）的言论回应了郎咸平现象之后，一位显然是主流经济学信徒的人竟然在网上大言不惭地讽刺秦晖：不懂经济学却旁征博引，不着边际。将国有资产这样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问题变成经济学的专利，足见中国主流经济学知识视野之狭窄，权力心态之膨胀。

在一个特殊时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识竞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既然长期养尊处优，自然也就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所以，当郎咸平威胁到了这种舆论一律，而他们又无法真正在理论上降服郎的时候，他们开始责怪起了舆论。在张维迎对郎咸平的回应中，张多次表达了对舆论的不满。除了文章开头那段颇像宣传部门官员的指责之外，张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甚至直接批评媒体对郎咸平的炒作，认为媒体“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但人们要问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当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几乎占据了中国媒体全部财经版面的时候，张维迎为什么没有批评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炒作？那又岂止是一种炒作，那根本就是一种垄断。张维迎的观点对与不对可以暂且不论，但他显然没有对一个舆论多元的时代做好准备。这也难怪，他们实在太习惯自己在中国公共媒体中一言九鼎，惟我独尊的生活了。对多元舆论的焦躁，也同样表现在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不加掩饰的厌恶上。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及讲话中，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的厌恶一览无余。他甚至把网络时代直接定义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如果网络果真具有这般颠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网络迟早都会被逐出意见市场。张维迎丝毫也不用为这种短暂的市场失灵而担心。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对中国极度扭曲之舆论环境的一种补偿和报复，网络只是稍稍让中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正常了一些。而就是这种远远没有达到标准的正常，却被张维迎认为是舆论环境“最不正常”、“最不好”的时候。他甚至幼稚到将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不幸归咎为舆论环境的地步。张维迎是牛津的博士，但他似乎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异见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正确，而是因为它必须而正确。

可见，特权滋养的自负能够在什么程度上扭曲一个聪明人的心智。道德、文章、见识如张维迎者尚且如此，我们又怎能期望中国主流经济学其他等而下之的跟风者，能够对异见采取宽容态度呢？难怪许多主流经学家一上来，就给郎咸平扣上“引爆仇恨情绪”、“不负责任”的大帽子。（如果一个社会的仇恨能够一煽就动，那就只能证明这个社会中所隐藏的仇恨已经足够多，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中为什么会 积累这么多的仇恨，而不是以一种可怕的阶级意识去四处寻找煽动者）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比郎咸平更具有社会责任的人，这仅仅证明了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是对一个可能到来的新时代（无论是好是坏）的恐慌。

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如前所述，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进而言之，就是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优先索取权。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提问时候就断然说道：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政治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下来，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框架中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

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去最大限度的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无需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需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的、市侩的。对这一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们毫不犹豫的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

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就好比登山，沿着一条看上去距离最短的道路前进，最后发现却是一条悬崖绝路。这种不幸的结局可能很少出现在静态和局促的理论演绎之中，但却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中国今天的现实也表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不仅没有让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更近，而是严重瓦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中国，正在向一个坏的资本主义急速滑落。

对此，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的替我们总结过：“我们明白了，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今天我确信了这一点”。现在，机会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所倡导、所推崇、所鼓励的中国机会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正在中国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不到这一点，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了。

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优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制度变迁模型中一个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作为这个条件成立的条件和结果，大众（他们经常被称为沉默的多数）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更通常的情况则是，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政治表决结构中的被动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在中国改革越来越趋近于零和游戏的当下，这种“最小化”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假设，而是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在大众中所及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软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的说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的确，张维迎非常诚实的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业（家），也有学者，但却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在场。于是，这个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

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无需我指出这个正在发生的分赃工程的系统性，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必须承认，中国国有企业产权问题远不是郎咸平所说的那么简单，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郎咸平赢得了大众？其原因就在于，张维迎以及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经验上的。根据经验，大众几乎立即就能判断，谁站在自己一边。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市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为什么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在郎咸平揭露出某些企业家对大众及中小股东的种种剥夺时，张维迎动情的辩护道：“我们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确实，我们应该善待那些为社会真正创造了财富（在企业家前面加上这种定语在中国显得尤其必要）的企业家，但我们同样应该善待大众。不用举例，我们就能感受到，就实际遭受的不公正而言，大众可能要远远超过企业家。但张维迎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视域中，企业家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那些千千万万为企业家打工的，则是财富创造活动中的“零贡献者”。他们甚至极端到认为，在企业家与打工者及中小股东之间只有交易，没有剥夺。我们真正感到奇怪的是，这种违背人类基本常识的畸形的企业家崇拜怎么会变成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共识（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这么说）？一个在西方也随时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夸张辩护，怎么会在中国主流经济学那里变得如此理直气壮？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本质，在另外一位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传神。在对郎咸平的回应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评论说，“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继而，此人还模仿起战略家的高明姿态故作神秘地说道：“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我想，这位主流经济学家的意思是，中国大众愚昧无知，所以郎咸平应该先与中国经济学家的“精英们”商量讨论，取得共识后再告诉公众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此蔑视和刻薄大众智力的语言，不自觉地脱口而出，竟然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实在让人怀疑他是否受过最基础的现代公民训练。

让这位经济学家难堪的是，郎咸平一点也不想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面子，他用更轻蔑的口吻回答了他们，“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大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郎咸平可能狂了些。但郎咸平的道德判断力肯定要比中国主流经学家们高出一筹。因为他拥有一个正常社会中普通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常识。正是凭借这种常识（而不是其他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郎一眼就看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在精神上的严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义，一眼就看出了他们自以为独立于大众实际上是愚弄大众的伪贵族气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不在于他们是区隔于大众的，而在于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大众的。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他们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

市场是好的吗？当然。但这种结论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狂热。在他们看来，市场不仅可以自动产生最大福利，也可以自动产生一切美德；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这样，主流经济学就将中国的市场改革变成了市场优先论，并进一步变成了市场决定论。市场，作为满足人类交换自由并增进人类福利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样可以成为损害人类自由和福利的武器。保证市场服务于人类福利的一系列条件包括：信息的对称、公民权利的构建、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

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在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上述条件，从而使市场更加有利于人类福利的过程。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文明就不会有今天，所谓市场也就只能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显见的是，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当然，即便他们看清了，他们也不敢高声说出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

在这种头脑简单的流行信念中，中国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可以不需要公民权利，可以不需要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完全可以被简单还原为市场的自然演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被考证为比当时欧洲更符合新古典市场模型的18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然演进出现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就像一种魔法，不知怎么就可以为自己铺就一条通向“好市场”的高速公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改革”中，从来就只有市场的缺位，而所谓政治缺位、社会缺位根本就?俏拗叨抛隼吹钠嫣腹致邸?

总之，他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市场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市场。于是我们被告之：我们唯一需要作的就是，将市场作为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供奉起来，然后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下去。市场的逻辑将自然而然地“创世”。任何超出这一努力的行动都将被视为不科学的、不理性的，不专业的，因而也是激进的，有害的。无疑，中国主流经济学要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竞争状态，然后经过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是故，我们剩下来的选择就只能是，将中国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奇怪信念留在身后。因为在当下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遮蔽的问题远比他们说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的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弱智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个人被迫以大众的姿态在郎咸平事件中现身的事实，有力的提示我们：“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激进的“左”转运动（这并非不可能），那么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将难辞其咎。显然，这将远远不止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令人傻眼的中国简史 
 
  
盘古说：我开
女娲说：我补
共工说：我撞
神农说：我尝
精卫说：我填
夸父说：我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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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说：我们做什么
尧说：我让
舜说：我也让
禹说：咱爷们怎么办？
启说：让他们求！
桀说：好玩
汤说：造反有理了
夏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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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说：痛快
武王说：我也反了
商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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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说：点火
褒姒说：刺激
周也亡了……
~~~
乾将说：我铸
专诸说：我舞
荆柯说：我刺
瀛政一躲：没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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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说：我修
薑女说：我哭
陈胜说：有种
项羽说：我举
刘邦说：我斩
秦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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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我仁
孟子说：我义
老子说：我无为
庄子说：我逍遥
韩非子说：把他们全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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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说：我出谋划策
韩信说：我统帅三军
萧何说：我运筹帷幄
高祖说：老婆，怎么办
吕后说：全喀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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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说：我治
武帝说：我兴
光武说：我中兴
献帝说：我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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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说：我通
班超说：我也通
苏武说：通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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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说：我打
霍去病说：我也打
李广说：我还打
昭君嫣然晕笑，遂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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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说：我势大
吕布说：我人帅
貂婵说：你们俩谁厉害
董卓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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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说：快帮我脱鞋迎老许
刘备说：快给我牵驴来访诸葛
孙权说：周郎自有妙计安天下
周瑜说：加油，烧死老曹
诸葛说：天下三分，人人有份
司马昭说：向刘备同志学习
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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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说：要想成功，不怕被宫
班固说：我要出书
司马相如说：一首赋稿费一千
曹操说：抄家夥我要赋诗
曹植说：命题作文有何难
孔明说：我要写道动员令
陶潜说：你们累不累呀。遂捲铺盖回家了
~~~
刘裕说：我同花顺
萧道成说：我一条顺
陈霸先说：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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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说：去扬州观花
李渊说：消来公费旅游
李世民说：魏，你的意思
李治说：老婆，你的意思
武则天说：那还不如我说了算
薛刚说：反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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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王说：鹅肥
王勃说：情深
李白说：酒美
王维说：景幽
孟浩然说：风流
杜甫说：屋漏
白居易说：抱想琵琶唱OK
李商隐：我没话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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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荣说：三武废费有我一份
赵匡胤说：今年流行黄袍子
寇准说：带上瓶醋谈判去
李刚说：保家卫国
徽宗说：没保成
钦宗说：我想回家
金兀朱说：没门
赵构说：把姓岳的抓了
岳飞说：我有何罪？
秦桧说：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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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说：我要死了
文天祥说：死得好，我为你喝彩！
完颜说：金大
耶律说：辽大
成吉思汗说：大你个球！
忽必烈说：亚欧大陆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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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说：高筑墙
建文帝说：孙承祖业
朱棣说：我找我爹
严嵩说：清史留字
崇祯说：袁崇焕，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李自成说：歇会，找个小姐来
吴三桂说：敢泡我老婆
皇太极说：三桂是个好同志
顺治说：爱江山更爱美人
康熙说：江山好管儿子难教
雍正说：说我狠，我就狠给你们看
乾隆说：我爹是谁
嘉庆说：和坤是我爹留给我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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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说：曹刘震河腰
吴承恩说：全盘西化
曹雪芹说；读书人的事能算淫么?
蒲松龄说：我是另类我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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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说：我销
洪秀全说：我反
康有为说：我变
孙中山说：看我的
慈禧说：木偶戏你当好演呀
李连英说：有奴才伺候
李鸿章说：九亿白银，小意思
袁世凯说：窃国者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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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共党未灭何以家为？ !!
 

                武则天创造的四项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不仅存在于赛场上，其他领域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世界纪录。作为中国统治者中的一个特例，武则天一人就创造了四项皇帝中的世界纪录，不仅国内没有一位皇帝能破，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依然称得上第一。这四项纪录分别如下：

一、任用宰相最多

唐朝能称为宰相的官职很多，左右仆射及门下、尚书、中书三省的长官，都可以称为宰相。由此造成了唐朝的宰相数量总体上要超过其他朝代。譬如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而宰相就任用了二十五位，不过这个数字比起武则天来就是大巫见小巫了。武则天珍惜人才是出了名的，除了大兴科举之外，还鼓励地方各级官员推荐优秀人才。即便如此，她还怕漏掉人才，后来甚至鼓励人们自己推荐自己。人才多了，便要有地方安插他们，否则闲置起来就是浪费。最后导致她统治之下的帝国官僚机构膨胀，仅宰相一职前前后后就达到了七十三人。《隋唐史》一书中的解释是：“武后任事率性，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这里举一个武则天任用宰相的例子，在大周朝间建立前，有个叫傅游艺的九品官善于投机，他看出武则天有称帝的野心，就纠集一帮人上书，要求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武则天龙颜大悦，一年之中，把他从最小的九品官升到了三品官，做到了宰相的位置（唐朝一品官、二品官很少，宰相常常都是三品官）。好在，武则天勤于政务，善于治理国家，频繁任命宰相并没有引起帝国的混乱。历史上仅次于武则天的是崇祯皇帝，这位明朝末代当家人一生用人多疑，在位时七年，前前后后更换了五十个宰相。明朝本来已经病入膏肓，经过他的这么一通折腾，就更加不可救药了。

二、即位时年龄最大

在武则天之前，即位时年龄最大的皇帝是刘备。这位汉昭烈帝前半生忙着四处打游击，好在老来有福，连收荆州、益州两个当时最大的州，最终在60岁时光荣登基，建立了蜀汉政权。武则天比他还辛苦，从唐太宗的才人、唐高宗的昭仪一直做到皇后、天后，然后是太后，到67岁时才如愿以偿。这一年是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从14岁起，她已经累计奋斗了五十三年。此外，在五代十国时有一个叫马殷的人，在唐末时割据湖南。一直到公元927 年，后唐封其为楚国王，才以75岁的高龄大器晚成。不过此人的头衔只是王，死时庙号是楚武穆王，而且这个王还是中央的割据势力封赏的，所以不在皇帝之列。

三、陵墓规模最大

武则天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的繁荣时期，充裕的国力为她的陵墓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基础。她的陵墓--乾陵动工于公元684年，经过二十三年的修建，才完成一期。乾陵几乎是照搬了首都长安城，包括外郭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廓，内城有东边的青龙门、南边的朱雀门、西边的白虎门和北边的玄武门。南北主轴线长达4.9公里，南北墙长1450米，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总面积达230万平方米。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周八十里”。这样的规模即使是唐太宗的昭陵也无法望其项背，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此外，在城内还建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和狄仁杰等六十多位重臣的祠堂，简直是另一座长安城。可惜的是，在“ 安史之乱”过程中，乾陵辉煌壮观的地面建筑受到了相当大的破坏。直到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才重新修葺一新。如此大的陵墓，其中的陪葬品也数量不菲，经过现代学者的勘测估计，其随葬珍宝总重量至少在五百吨左右。如果武则天的乾陵最终被打开，那么将是一次和秦始皇陵同等重要的考古盛事

四、使用年号最多

年号是汉武帝的一项发明，是帝王纪年法的继续。在武则天之前，这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就是汉武帝，他在位五十五年，年号一共用了十一个，平均五年一个。这些年号分别是：建元（前140-前135），元光（前134-前129），元朔（前128-前123），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 111），元封（前110-前105），太初（前104-前101），天汉（前100-前97），太始（前96-前93），征和（前92-前89），后元（前88-前87）。到了武则天这里，从她称制到最后被政变逼下台的二十一年中，一共换了十七个年号。作为一个对生活质量非常的女强人，武则天的年号自然也别有个性，这些年号分别叫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其中比较有趣的是在天授三年，武则天两次更换年号，即天授三年、如意元年和长寿元年都在一年里，这一年就是公元692年。

       大开眼界：这就是越南最牛的地摊银行 
 
银行如菜场 不需用保安

前些年的夏日，有机会到与我国广西东兴边陲的越南芒街采访。那里有一“奇”，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每天交易额达数亿元人民币的竟在地摊上里交易，恐怕世上少见，这还不算奇。要说的奇，主要是地摊银行是敞开式，像是农贸市场，不但不见一个保安，也没有一点安全保护器材。

导游带我们去芒街中心地段的一个地摊银行观“奇”。说是银行，其实是一个棚屋，很想我们抵挡菜场，长椅、木板、竹席，越南妇女盘腿其上。里面一群头戴竹笠、手拿手绢的妇女三三两两地坐在路边的竹席上，面前摆放着一匝匝面额令人吃惊的越币。

这，就是著名的“地摊银行”。一部电话机，一部点炒机，就是一个私人银行。从业人员工作效益高，交易手续方便。当时，我用100元人民币，在一个摊位上换到了 185000元越南盾，带回给亲戚朋友当纪念品。(当时人民币与越南盾的汇率是1：1850元)不像在我们银行，要填单、要出示身份证，很是方便。

我在地摊银行不停地拍照，没有一个人前来阻止，就说随你拍。手摇扇子的越南妇女，还不时与我们打招呼。不像我们这里的银行，不许拍照。一次，我在新城一家银行门口拍照，保安就瞪大眼睛问，这是什么地方？能拍照吗？说着就想拿我的相机，我只得走为上计。

在芒街，人民币很吃香。我在当地乘坐摩托车，花2000元越南盾就可以在大街小巷转个圈。而开摩的越南人则不喜欢我给他2000元越南盾，反而向我讨2元钱人民币。这样，他可有3750元越南盾收入。在芒街，用人民币随处可以消费、购物。我在一家工艺品店，花50元就买到一对品质不错的玉手镯。

面对整箱整箱的现金就摆在床头头，每箱有上百万元，我们有些担心，可做外币兑换生意的越南妇女们，则一点不担心现金被盗被抢。她们或坐着谈天说地，或干脆就倒在现金旁边睡觉。有顾客上门交易，就随便坐着或站着数钱。

据当地人介绍，“地摊银行”开展业务的方式主要是直接兑换现钞。这里，可以兑换世界上各种流通货币，即需求者用其所拥有的货币兑换其所需的货币。虽然金额颇大的人民币现金在“地摊银行”进行交易，但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因为越南政府有关部门对抢劫和小偷处罚非常严厉。哦，银行不要保安，原来如此。

回头想想，这绝对不像我们这里的银行，一个小小的储蓄所还配备好几个保安。惭愧、惭愧。

你说这个银行，像不像农贸市场。

偌大的银行，不见一个保安。整箱整箱是上百万元的现金，她们却毫不担心被偷被抢，甚至谈笑风生。

现场就这么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的也是钱。

越南妇女数钱。

一部点炒机，很快就完成一笔交易。
 
 

凌方：毒奶粉之后 大陆出口商誉荡然无存

 
自从三鹿集团被揭发出其婴儿奶粉被加入三聚氰胺，长期饮用的幼儿会患上肾结石，导肾衰竭死亡后，全国各地生产的奶类制品中，也陆续被检验出含不同程度的三聚氰胺，甚至在著名品牌蒙牛和伊利的牛奶中也发现少量的三聚氰胺。

香港大学学者指出：奶制品如受环境污染，含有微量的三聚氰胺是可以理解的，对人类身体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如果三聚氰胺含量较多，很显然是人为加添，长期饮用必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幼儿以这种受污染的奶为主食，后果堪虞。中国人对这种昧著良心赚钱的缺德行为，称为造孽。用广东人的话讲：干这种事是要打靶（枪毙）的。

可如今，我们只听到中国的总理摇头叹息，哀叹他曾要求中国的企业家，不要光顾赚钱，血管里要流著道德的血！这算是甚么话，堂堂一国总管，面对这些害群之马，只会叹气，却束手无策。

记得今年五月，汶川大地震后第二日，这位总理由日本访问返国，匆匆赶到震央，面对孤立无援的灾民和缺乏救生设备的救援队伍，面对著军队在地震发生后廿四小时，仍没法派员进抵震央地区，他是何等的无助，唯有向军队大声疾呼：是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看著办吧！今天，也是这位总理，在医院探望病童时，又一次向人民低头道歉，又一次垂泪说对不起。我们的这位总理的眼泪实在掉得多了点。

更严重的是，三鹿奶粉案所涉范围超出中国，遗害遍及亚洲。在台湾，人们在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奶精和牛奶加工的咖啡和饮品中发现三聚氰胺。其后又在其他用中国内地奶加工的制品中有同样发现。台湾当局宣布暂时停止从内地进口奶类制品。接著，新加坡宣布从上海名牌大白免奶糖和蒙牛菓味乳酸雪条中发现三聚氰胺，马来西亚、日本和菲律宾也先后发现含三聚氰胺的中国食品。至此几乎全东亚地区都在中国的出口乳制品中发现不同的三聚氰胺含量。中国奶制品被宣布暂停进入这些国家。

事件并没有结束，欧盟最近也提出对来自中国的乳制品的质检问题。中国的食品出口商誉扫地，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整个食品出口。要重建中国食品的信誉和品牌，恐怕不是一两天可以达到。近期发生的全球性金融海啸，美国五大投资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雷曼兄弟的倒闭、AIG被美国政府收购，摩根史丹利和高盛申请转营商业银行，美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将变得更加弱势。美国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市场及美元转弱对中国的食品出口无异是雪上加霜。

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问责下台，并不等于中国的食品质检系统会自动改善。现存的系统过时管理制度和大批不合格官僚，为了牟取暴利而不惜造假的积习．都不是一两个人下台就可以解决的。要纠正种种弊病，很可能触发整个官僚系统的反弹。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群众监督的国家，所谓自我监督和自我完善，只是不愿接受监督的借口，最终离不开小集团的既得利益，是注定行不通的。
 
经济衰退 将有更多国加入
　  　 
全球股市跌跌不休，大家都在问，底部在哪里？有分析家说，道琼指数的底部是8,000点，但10日一开盘就大跌682点，直接掼破8,000点，显然市场已陷入极度恐慌，现在投资人最担心的不再是金融风暴有多严重，而是全球经济衰退有多严重。
各国政府不断释出利多政策，包括纾困、降息、收购银行，布希政府更打算对银行直接挹注现金，但市场完全不领情，股市照跌。

投资人担心银行倒闭风潮将扩大到保险业和汽车业，甚至整个制造业。美国汽车业历经外国车竞争、油价飙涨，已一蹶不振，现在又遭到信用紧缩和股价大跌的重创，更被打趴在地上。标准普尔公司已将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列入信用观察，对两家公司的债务信用进行追踪监控。

投资人忧心经济不景气，更没人买车，通用汽车股价9日暴跌31%，跌到每股只剩4.76美元，创1950年来新低。福特汽车大跌21%，跌到每股2.08美元。

其他制造业也好不到哪儿去。奇异公司（GE）受到旗下资产公司的拖累，第三季净营收衰退22%，是引发9日纽约股市杀盘的主因之一。

保险业更是锉着等，面临被整并和改变资本结构的命运。过去五天保险公司股价跌掉30%，保德信集团跌得最深，较一周前股价下跌42%。

油价是另一项经济指标，国际能源总署预测全球经济衰退将使原油需求减少，于是把2008年剩余时间的原油需求预估值调降到每天8,650万桶，是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导致油价跌破每桶80美元。

全球经济衰退是可预期的，新加坡继爱尔兰、法国、丹麦、纽西兰等国之后，也加入经济衰退国家行列。衰退（recession）的定义是国内生产毛额（GDP）连续两季负成长，接下来将有一箩筐国家步入衰退。

     华尔街日报　房价无情下滑近1/6美国房主沦为负资产族 
　  　 
由于房价无情下滑，近六分之一美国房主目前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的价值，这增加了人们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而正是这一问题在去年时引发了信贷危机。

对于已经陷入低迷的美国经济而言，众多房主沦为“负资产”一族无异于雪上加霜。由于无法再用现有住房申请转按揭贷款，人们会感到手头没有过去宽裕了，外出购物的欲望也随之降低。

更多房主沦为“负翁”可能意味着，最终会有更多人丧失房屋止赎权，因为在金融市场出现麻烦时，那些负债额超过其住房价值的人是很难用住房作抵押申请到转按揭贷款的，他们也难以通过卖掉住房来还清背负的按揭贷款。反过来，一处止赎房产往往会拖累相邻住房的价值下降。

大约有7550万个美国家庭拥有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由于目前的房市萧条已导致美国部分地区房价下跌了30%之多，据穆迪投资服务(Moody's)旗下Economy.com统计，现在约有1200万户美国家庭的负债额高于住房的价值，占美国有房家庭总数的16%。

Economy.com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指出，2006年和2007年时这一比例仅为4%和6%左右。他还说，在当前这场萧条期内最终沦为“负资产”一族的房主很可能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

而过去五年间买房的美国家庭情况更糟。据房地产网站Zillow.com估计，这类家庭有29%的按揭贷款额要高于其住房的价值。

不过，美国大多数房主在其住房中的权益仍为正数，即使是那些权益已为负值的人，许多也仍在按时偿还抵押贷款。 Economy.com住房经济学部门的负责人Celia Chen说，拜刚刚通过的金融救助法所赐，银行将不再需要进一步收紧信贷，因此美国房主的处境至少不会再显着恶化。不过她预计住房贷款的发放门槛仍会很 高，而美国大多数地区的房价还将再下跌一年左右。

大多数遭遇拖欠的按揭贷款都是在2006和2007年发放的，当时的放贷标准最为宽松，而住房市场也红火到了极点。由于很多当时购房的人只支付了很少首付款，甚至根本一分没掏，因此一开始时他们对自己住房所拥有的权益就近乎为零。

而随着房价下跌不断侵蚀着人们对自己住房逐渐积累起的权益，较早时所发放贷款的拖欠率也在上升。据研究公司LPS Applied Analytics称，在拉斯维加斯，2004年发放的住房贷款中目前已有6%出现了拖欠还款30天以上的情况，较一年前的3.7%显着提高。

美国国会今年7月通过立法以帮助那些所欠按揭贷款高于其住房价值的人，规定只要按揭贷款公司免除这些人的部分贷款本金，他们就可以申请政府担保贷 款，以对原有按揭贷款进行再融资。行业组织美国证券化论坛(American Securitization Forum)的副执行董事汤姆·多伊奇(Tom Deutsch)说，目前还不清楚该计划能使多少借款人受益，因为按揭贷款发放机构在同意免去借款人部分本金之前，为了减轻他们的偿债负担，普遍都已尝试 过冻结或下调他们的贷款利率了。

与那1200万左右沦为“负资产”一族的房贷借款人不同，其余6400万有房美国家庭在自己的住房中仍拥有权益。这其中有2400万户家庭拥有自己住房的全部产权，还有4000万个家庭所欠按揭贷款额低于其住房目前的价值。

First American指数显示，全美房价在2006年中期达到了峰值，当时的房价较2000年1月时整整上涨了86%。而峰值过后，该指数已下跌了13%。

房价下跌使供房负担变得更可承受，并使许多地区的房价收入比更接近长期趋势水平。据Economy.com称，今年第二季度美国房价的中值约为 203000美元，是美国家庭平均税前收入的1.9倍；而在此次住房牛市出现前的1985至2000年期间，美国房价中值为美国家庭平均税前收入的 1.87倍，二者已很接近。

住房市场陷入萧条后往往不会很快有所起色。比如说，加州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价跌势就持续了很长时间。据S&P/Case- Shiller住房价格指数显示，洛杉矶地区的房价在1990年6月达到峰值，此后一路下滑，直到1996年3月仍未见底。直到2000年当地房价才重回 1990年时的顶峰水平。 

中国农民急需道德扶贫

中国的狂野西部在哪里？就在你家楼下的油条摊。如果你成为那里的常客，那你中毒染病的几率不会低于牛仔时代在美国西部遇到劫匪。

在时下这场仍余波不断的乳业危机中，奶农们真的完全无辜吗？即便是那些被指作罪魁祸首的奶贩子，其实大多也是奶农出身。奶业事件不过是中国食品危机中的冰山一角，菜农不吃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养殖户不吃自家猪肉，主食加工户不吃自己蒸的馒头，这些早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仅用“贫困”二字便将这些农民的责任一笔勾销，无异于认可只要生活困难便可拦路抢劫。

农民道德大幅滑坡的原因很复杂，不是寥寥几句可解释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只有感到自己受到关爱才有动力去关爱别人，中国当今社会真正给予农民的关爱又有多少？现在不兴上梁山了，可对那些备遭冷眼、备受挫折的农民来说，神州无处不梁山。

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据说要在土地流转和延长土地承包期上有重大举措，终于朝承认农民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迈出了重要一步。只有把该给农民的给足了，我们才有资格要求他们给予应给予的。

“张维迎现象”和“主流”的危机

“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

“我还要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读罢上面这段文字，你肯定恍若隔世，以为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中国。但千真万确的是，这是发生在2004年的一场争论。上面这段接近“棍子”的讨伐文字也不是出自一位老式的意识形态专家之口，而是出自向来以客观理性自我标榜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学家在道德上的自残和智识上的自我矮化，虽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上面那段类似“大批判”式的讲话出自张维迎，还是让人暗暗吃惊。毕竟，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招牌人物之一，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张维迎都应该代表了这个群体的最高水平。不过，这不是张维迎在与郎咸平的论战中唯一一次失态。在随后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张维迎更直接将对手贬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到这个地步，张维迎好像真的有点急了，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超越学术，而将争论直接变成一场赤裸裸的人身诋毁。让张维迎失望的是，他的攻击性言词在互联网上招来的却是一边倒的更大规模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对郎咸平的赞扬。有张维迎的拥趸将张的“失态”说成是“坦率”，这显然只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美化和拔高。不过，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张维迎称之为“颠三倒四”的“江湖郎中”并作为张维迎对手的郎咸平，却自始至终没有逾越学术范畴攻击对手。虽然他的确表现出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也同时显露了某种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但毕竟没有超越论战的底线。

坦率说，在今天的中国，郎咸平并不新鲜也绝非完全正确的观点得到广泛拥护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反倒是，张维迎们为什么会对郎咸平做出如此激烈的情绪性反应，为什么会在一个完全可以在学术上加以讨论的观点面前表现得如此惊慌？显然，张维迎以及张维迎所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郎咸平的到来已经表现出了空前的不适应症状。到这里，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则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这个统驭中国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了中国公共话语权十余年的主流经济学，在一个高声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面前，刹那间露出了巨大的尴尬。张维迎的“情绪失控”实际上就是这种尴尬之后的挫折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强劲的知识竞争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根明显的无能。

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现象就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由于市场化的迅猛扩展，导致了对经济知识的强大需求，使经济学成为显学。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畸形的政治环境。1989年之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的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在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契合了中国改革的机会主义本质。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90年代之后，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虽然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标榜也的确表现出了某种异议色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

或者我们干脆说，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是一个托庇于权力并寄生于权力的学术玩偶。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自知。他们真以为这种完全类似于政治特权的话语霸权是知识竞争的结果，他们真以为经济学或者他们所知道的经济学是无所不能的水晶球。除此之外，知识的世界中空空如野。政治特权可以滋生权力的傲慢，同理，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也能产生致命的自负。非常不幸，中国1990年代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增长，鼓励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自以为是。容易推断，接下来发生的将是非常荒谬的知识现象：中国主流经济学变成了中国改革法定的阐释者，而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成为不入主流的旁门左道或者歪理邪说。1990年代中期，一位女学者出版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著作。其在中国民间激起的反响比这一次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更为热烈。这引起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的嫉妒情绪。对此，一位颇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故作不屑地评论到：那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

言下之意是，只有经济学才有能力解释中国改革，因而也只有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才有权力评论中国改革。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别想沾我们经济学家的光。自负如此，已经不再是什么学术上的自信，而是一种接近精神变态的自恋。可以为这种日益恶化的精神疾病做出注脚的一个例证是，当秦晖先生用迄今为止最为精辟（他总是那么精辟）的言论回应了郎咸平现象之后，一位显然是主流经济学信徒的人竟然在网上大言不惭地讽刺秦晖：不懂经济学却旁征博引，不着边际。将国有资产这样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问题变成经济学的专利，足见中国主流经济学知识视野之狭窄，权力心态之膨胀。

在一个特殊时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识竞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既然长期养尊处优，自然也就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所以，当郎咸平威胁到了这种舆论一律，而他们又无法真正在理论上降服郎的时候，他们开始责怪起了舆论。在张维迎对郎咸平的回应中，张多次表达了对舆论的不满。除了文章开头那段颇像宣传部门官员的指责之外，张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甚至直接批评媒体对郎咸平的炒作，认为媒体“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但人们要问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当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几乎占据了中国媒体全部财经版面的时候，张维迎为什么没有批评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炒作？那又岂止是一种炒作，那根本就是一种垄断。张维迎的观点对与不对可以暂且不论，但他显然没有对一个舆论多元的时代做好准备。这也难怪，他们实在太习惯自己在中国公共媒体中一言九鼎，惟我独尊的生活了。对多元舆论的焦躁，也同样表现在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不加掩饰的厌恶上。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及讲话中，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的厌恶一览无余。他甚至把网络时代直接定义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如果网络果真具有这般颠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网络迟早都会被逐出意见市场。张维迎丝毫也不用为这种短暂的市场失灵而担心。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对中国极度扭曲之舆论环境的一种补偿和报复，网络只是稍稍让中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正常了一些。而就是这种远远没有达到标准的正常，却被张维迎认为是舆论环境“最不正常”、“最不好”的时候。他甚至幼稚到将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不幸归咎为舆论环境的地步。张维迎是牛津的博士，但他似乎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异见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正确，而是因为它必须而正确。

可见，特权滋养的自负能够在什么程度上扭曲一个聪明人的心智。道德、文章、见识如张维迎者尚且如此，我们又怎能期望中国主流经济学其他等而下之的跟风者，能够对异见采取宽容态度呢？难怪许多主流经学家一上来，就给郎咸平扣上“引爆仇恨情绪”、“不负责任”的大帽子。（如果一个社会的仇恨能够一煽就动，那就只能证明这个社会中所隐藏的仇恨已经足够多，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中为什么会 积累这么多的仇恨，而不是以一种可怕的阶级意识去四处寻找煽动者）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比郎咸平更具有社会责任的人，这仅仅证明了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是对一个可能到来的新时代（无论是好是坏）的恐慌。

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如前所述，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进而言之，就是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优先索取权。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提问时候就断然说道：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政治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下来，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框架中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

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去最大限度的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无需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需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的、市侩的。对这一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们毫不犹豫的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

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就好比登山，沿着一条看上去距离最短的道路前进，最后发现却是一条悬崖绝路。这种不幸的结局可能很少出现在静态和局促的理论演绎之中，但却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中国今天的现实也表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不仅没有让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更近，而是严重瓦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中国，正在向一个坏的资本主义急速滑落。

对此，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的替我们总结过：“我们明白了，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今天我确信了这一点”。现在，机会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所倡导、所推崇、所鼓励的中国机会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正在中国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不到这一点，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了。

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优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制度变迁模型中一个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作为这个条件成立的条件和结果，大众（他们经常被称为沉默的多数）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更通常的情况则是，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政治表决结构中的被动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在中国改革越来越趋近于零和游戏的当下，这种“最小化”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假设，而是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在大众中所及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软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的说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的确，张维迎非常诚实的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业（家），也有学者，但却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在场。于是，这个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

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无需我指出这个正在发生的分赃工程的系统性，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必须承认，中国国有企业产权问题远不是郎咸平所说的那么简单，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郎咸平赢得了大众？其原因就在于，张维迎以及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经验上的。根据经验，大众几乎立即就能判断，谁站在自己一边。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市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为什么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在郎咸平揭露出某些企业家对大众及中小股东的种种剥夺时，张维迎动情的辩护道：“我们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确实，我们应该善待那些为社会真正创造了财富（在企业家前面加上这种定语在中国显得尤其必要）的企业家，但我们同样应该善待大众。不用举例，我们就能感受到，就实际遭受的不公正而言，大众可能要远远超过企业家。但张维迎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视域中，企业家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那些千千万万为企业家打工的，则是财富创造活动中的“零贡献者”。他们甚至极端到认为，在企业家与打工者及中小股东之间只有交易，没有剥夺。我们真正感到奇怪的是，这种违背人类基本常识的畸形的企业家崇拜怎么会变成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共识（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这么说）？一个在西方也随时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夸张辩护，怎么会在中国主流经济学那里变得如此理直气壮？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本质，在另外一位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传神。在对郎咸平的回应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评论说，“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继而，此人还模仿起战略家的高明姿态故作神秘地说道：“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我想，这位主流经济学家的意思是，中国大众愚昧无知，所以郎咸平应该先与中国经济学家的“精英们”商量讨论，取得共识后再告诉公众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此蔑视和刻薄大众智力的语言，不自觉地脱口而出，竟然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实在让人怀疑他是否受过最基础的现代公民训练。

让这位经济学家难堪的是，郎咸平一点也不想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面子，他用更轻蔑的口吻回答了他们，“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大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郎咸平可能狂了些。但郎咸平的道德判断力肯定要比中国主流经学家们高出一筹。因为他拥有一个正常社会中普通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常识。正是凭借这种常识（而不是其他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郎一眼就看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在精神上的严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义，一眼就看出了他们自以为独立于大众实际上是愚弄大众的伪贵族气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不在于他们是区隔于大众的，而在于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大众的。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他们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

市场是好的吗？当然。但这种结论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狂热。在他们看来，市场不仅可以自动产生最大福利，也可以自动产生一切美德；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这样，主流经济学就将中国的市场改革变成了市场优先论，并进一步变成了市场决定论。市场，作为满足人类交换自由并增进人类福利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样可以成为损害人类自由和福利的武器。保证市场服务于人类福利的一系列条件包括：信息的对称、公民权利的构建、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

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在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上述条件，从而使市场更加有利于人类福利的过程。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文明就不会有今天，所谓市场也就只能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显见的是，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当然，即便他们看清了，他们也不敢高声说出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

在这种头脑简单的流行信念中，中国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可以不需要公民权利，可以不需要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完全可以被简单还原为市场的自然演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被考证为比当时欧洲更符合新古典市场模型的18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然演进出现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就像一种魔法，不知怎么就可以为自己铺就一条通向“好市场”的高速公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改革”中，从来就只有市场的缺位，而所谓政治缺位、社会缺位根本就?俏拗叨抛隼吹钠嫣腹致邸?

总之，他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市场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市场。于是我们被告之：我们唯一需要作的就是，将市场作为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供奉起来，然后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下去。市场的逻辑将自然而然地“创世”。任何超出这一努力的行动都将被视为不科学的、不理性的，不专业的，因而也是激进的，有害的。无疑，中国主流经济学要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竞争状态，然后经过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是故，我们剩下来的选择就只能是，将中国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奇怪信念留在身后。因为在当下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遮蔽的问题远比他们说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的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弱智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个人被迫以大众的姿态在郎咸平事件中现身的事实，有力的提示我们：“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激进的“左”转运动（这并非不可能），那么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将难辞其咎。显然，这将远远不止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令人傻眼的中国简史 
 
  
盘古说：我开
女娲说：我补
共工说：我撞
神农说：我尝
精卫说：我填
夸父说：我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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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说：我们做什么
尧说：我让
舜说：我也让
禹说：咱爷们怎么办？
启说：让他们求！
桀说：好玩
汤说：造反有理了
夏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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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说：痛快
武王说：我也反了
商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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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说：点火
褒姒说：刺激
周也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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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将说：我铸
专诸说：我舞
荆柯说：我刺
瀛政一躲：没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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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说：我修
薑女说：我哭
陈胜说：有种
项羽说：我举
刘邦说：我斩
秦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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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我仁
孟子说：我义
老子说：我无为
庄子说：我逍遥
韩非子说：把他们全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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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说：我出谋划策
韩信说：我统帅三军
萧何说：我运筹帷幄
高祖说：老婆，怎么办
吕后说：全喀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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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说：我治
武帝说：我兴
光武说：我中兴
献帝说：我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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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说：我通
班超说：我也通
苏武说：通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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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说：我打
霍去病说：我也打
李广说：我还打
昭君嫣然晕笑，遂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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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说：我势大
吕布说：我人帅
貂婵说：你们俩谁厉害
董卓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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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说：快帮我脱鞋迎老许
刘备说：快给我牵驴来访诸葛
孙权说：周郎自有妙计安天下
周瑜说：加油，烧死老曹
诸葛说：天下三分，人人有份
司马昭说：向刘备同志学习
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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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说：要想成功，不怕被宫
班固说：我要出书
司马相如说：一首赋稿费一千
曹操说：抄家夥我要赋诗
曹植说：命题作文有何难
孔明说：我要写道动员令
陶潜说：你们累不累呀。遂捲铺盖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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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说：我同花顺
萧道成说：我一条顺
陈霸先说：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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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说：去扬州观花
李渊说：消来公费旅游
李世民说：魏，你的意思
李治说：老婆，你的意思
武则天说：那还不如我说了算
薛刚说：反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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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王说：鹅肥
王勃说：情深
李白说：酒美
王维说：景幽
孟浩然说：风流
杜甫说：屋漏
白居易说：抱想琵琶唱OK
李商隐：我没话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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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荣说：三武废费有我一份
赵匡胤说：今年流行黄袍子
寇准说：带上瓶醋谈判去
李刚说：保家卫国
徽宗说：没保成
钦宗说：我想回家
金兀朱说：没门
赵构说：把姓岳的抓了
岳飞说：我有何罪？
秦桧说：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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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说：我要死了
文天祥说：死得好，我为你喝彩！
完颜说：金大
耶律说：辽大
成吉思汗说：大你个球！
忽必烈说：亚欧大陆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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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说：高筑墙
建文帝说：孙承祖业
朱棣说：我找我爹
严嵩说：清史留字
崇祯说：袁崇焕，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李自成说：歇会，找个小姐来
吴三桂说：敢泡我老婆
皇太极说：三桂是个好同志
顺治说：爱江山更爱美人
康熙说：江山好管儿子难教
雍正说：说我狠，我就狠给你们看
乾隆说：我爹是谁
嘉庆说：和坤是我爹留给我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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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说：曹刘震河腰
吴承恩说：全盘西化
曹雪芹说；读书人的事能算淫么?
蒲松龄说：我是另类我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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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说：我销
洪秀全说：我反
康有为说：我变
孙中山说：看我的
慈禧说：木偶戏你当好演呀
李连英说：有奴才伺候
李鸿章说：九亿白银，小意思
袁世凯说：窃国者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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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共党未灭何以家为？ !!
 

                武则天创造的四项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不仅存在于赛场上，其他领域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世界纪录。作为中国统治者中的一个特例，武则天一人就创造了四项皇帝中的世界纪录，不仅国内没有一位皇帝能破，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依然称得上第一。这四项纪录分别如下：

一、任用宰相最多

唐朝能称为宰相的官职很多，左右仆射及门下、尚书、中书三省的长官，都可以称为宰相。由此造成了唐朝的宰相数量总体上要超过其他朝代。譬如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而宰相就任用了二十五位，不过这个数字比起武则天来就是大巫见小巫了。武则天珍惜人才是出了名的，除了大兴科举之外，还鼓励地方各级官员推荐优秀人才。即便如此，她还怕漏掉人才，后来甚至鼓励人们自己推荐自己。人才多了，便要有地方安插他们，否则闲置起来就是浪费。最后导致她统治之下的帝国官僚机构膨胀，仅宰相一职前前后后就达到了七十三人。《隋唐史》一书中的解释是：“武后任事率性，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这里举一个武则天任用宰相的例子，在大周朝间建立前，有个叫傅游艺的九品官善于投机，他看出武则天有称帝的野心，就纠集一帮人上书，要求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武则天龙颜大悦，一年之中，把他从最小的九品官升到了三品官，做到了宰相的位置（唐朝一品官、二品官很少，宰相常常都是三品官）。好在，武则天勤于政务，善于治理国家，频繁任命宰相并没有引起帝国的混乱。历史上仅次于武则天的是崇祯皇帝，这位明朝末代当家人一生用人多疑，在位时七年，前前后后更换了五十个宰相。明朝本来已经病入膏肓，经过他的这么一通折腾，就更加不可救药了。

二、即位时年龄最大

在武则天之前，即位时年龄最大的皇帝是刘备。这位汉昭烈帝前半生忙着四处打游击，好在老来有福，连收荆州、益州两个当时最大的州，最终在60岁时光荣登基，建立了蜀汉政权。武则天比他还辛苦，从唐太宗的才人、唐高宗的昭仪一直做到皇后、天后，然后是太后，到67岁时才如愿以偿。这一年是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从14岁起，她已经累计奋斗了五十三年。此外，在五代十国时有一个叫马殷的人，在唐末时割据湖南。一直到公元927 年，后唐封其为楚国王，才以75岁的高龄大器晚成。不过此人的头衔只是王，死时庙号是楚武穆王，而且这个王还是中央的割据势力封赏的，所以不在皇帝之列。

三、陵墓规模最大

武则天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的繁荣时期，充裕的国力为她的陵墓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基础。她的陵墓--乾陵动工于公元684年，经过二十三年的修建，才完成一期。乾陵几乎是照搬了首都长安城，包括外郭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廓，内城有东边的青龙门、南边的朱雀门、西边的白虎门和北边的玄武门。南北主轴线长达4.9公里，南北墙长1450米，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总面积达230万平方米。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周八十里”。这样的规模即使是唐太宗的昭陵也无法望其项背，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此外，在城内还建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和狄仁杰等六十多位重臣的祠堂，简直是另一座长安城。可惜的是，在“ 安史之乱”过程中，乾陵辉煌壮观的地面建筑受到了相当大的破坏。直到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才重新修葺一新。如此大的陵墓，其中的陪葬品也数量不菲，经过现代学者的勘测估计，其随葬珍宝总重量至少在五百吨左右。如果武则天的乾陵最终被打开，那么将是一次和秦始皇陵同等重要的考古盛事

四、使用年号最多

年号是汉武帝的一项发明，是帝王纪年法的继续。在武则天之前，这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就是汉武帝，他在位五十五年，年号一共用了十一个，平均五年一个。这些年号分别是：建元（前140-前135），元光（前134-前129），元朔（前128-前123），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 111），元封（前110-前105），太初（前104-前101），天汉（前100-前97），太始（前96-前93），征和（前92-前89），后元（前88-前87）。到了武则天这里，从她称制到最后被政变逼下台的二十一年中，一共换了十七个年号。作为一个对生活质量非常的女强人，武则天的年号自然也别有个性，这些年号分别叫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其中比较有趣的是在天授三年，武则天两次更换年号，即天授三年、如意元年和长寿元年都在一年里，这一年就是公元692年。

       大开眼界：这就是越南最牛的地摊银行 
 
银行如菜场 不需用保安

前些年的夏日，有机会到与我国广西东兴边陲的越南芒街采访。那里有一“奇”，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每天交易额达数亿元人民币的竟在地摊上里交易，恐怕世上少见，这还不算奇。要说的奇，主要是地摊银行是敞开式，像是农贸市场，不但不见一个保安，也没有一点安全保护器材。

导游带我们去芒街中心地段的一个地摊银行观“奇”。说是银行，其实是一个棚屋，很想我们抵挡菜场，长椅、木板、竹席，越南妇女盘腿其上。里面一群头戴竹笠、手拿手绢的妇女三三两两地坐在路边的竹席上，面前摆放着一匝匝面额令人吃惊的越币。

这，就是著名的“地摊银行”。一部电话机，一部点炒机，就是一个私人银行。从业人员工作效益高，交易手续方便。当时，我用100元人民币，在一个摊位上换到了 185000元越南盾，带回给亲戚朋友当纪念品。(当时人民币与越南盾的汇率是1：1850元)不像在我们银行，要填单、要出示身份证，很是方便。

我在地摊银行不停地拍照，没有一个人前来阻止，就说随你拍。手摇扇子的越南妇女，还不时与我们打招呼。不像我们这里的银行，不许拍照。一次，我在新城一家银行门口拍照，保安就瞪大眼睛问，这是什么地方？能拍照吗？说着就想拿我的相机，我只得走为上计。

在芒街，人民币很吃香。我在当地乘坐摩托车，花2000元越南盾就可以在大街小巷转个圈。而开摩的越南人则不喜欢我给他2000元越南盾，反而向我讨2元钱人民币。这样，他可有3750元越南盾收入。在芒街，用人民币随处可以消费、购物。我在一家工艺品店，花50元就买到一对品质不错的玉手镯。

面对整箱整箱的现金就摆在床头头，每箱有上百万元，我们有些担心，可做外币兑换生意的越南妇女们，则一点不担心现金被盗被抢。她们或坐着谈天说地，或干脆就倒在现金旁边睡觉。有顾客上门交易，就随便坐着或站着数钱。

据当地人介绍，“地摊银行”开展业务的方式主要是直接兑换现钞。这里，可以兑换世界上各种流通货币，即需求者用其所拥有的货币兑换其所需的货币。虽然金额颇大的人民币现金在“地摊银行”进行交易，但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因为越南政府有关部门对抢劫和小偷处罚非常严厉。哦，银行不要保安，原来如此。

回头想想，这绝对不像我们这里的银行，一个小小的储蓄所还配备好几个保安。惭愧、惭愧。

你说这个银行，像不像农贸市场。

偌大的银行，不见一个保安。整箱整箱是上百万元的现金，她们却毫不担心被偷被抢，甚至谈笑风生。

现场就这么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的也是钱。

越南妇女数钱。

一部点炒机，很快就完成一笔交易。
 
 

          美元失信成全球公害 东亚三国力促"亚元"诞生

              CCCA评论：亚洲共同基金为亚元“打地基”

　　作者叶檀

　　建立东亚货币基金，进而建立类似欧元的亚元，制衡美元、欧元，将有助于平衡全球经济结构

美国金融危机显示：全球货币体系必须重构。

　　现行货币体系存在重大漏洞，美元占据全球货币体系顶端，可以向全球各国征收铸币税，美元铸币税已经超出各国所能承受的极限。缺乏制约的组织具有巨大的道德风险，无限膨胀、缺乏制约的货币同样如此。美元征收铸币税越来越重，导致全球收获畸形的经济结构，东亚人制造收获美国，美国人消费收获财富。

　　美元危机 亚元契机

　　东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东亚各国是持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地区，也是美元铸币税最大的受害地区。目前美国政府发行的2.67万多亿美元国债中，亚洲国家持有大约半数。其中，中国高达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约60％。2008年，中国持有美国债券组合投资高达1.06万多亿美元；日本持有1.0046万亿美元，韩国持有2396亿美元，均居全球前列。

　　东亚地区以制造经济为主，亟需稳定而可预期的汇率机制。目前日益动荡的货币体制，使东亚千辛万苦获得的美元一夜之间大幅缩水，形成金融资本严重掠夺产业资本的局面。并且这一切都是在货币市场化的名义之下，使东亚各国有苦难言。

　　为应对货币掠夺战，亚洲各国一直设想建立亚洲基金，但是长期以来遭遇西方国家反对，有名无实。现在正是推出的最佳契机。

　　美元的失信成为全球公害，美国救市需要东亚各国美元储备的援助，建立东亚货币基金，进而建立类似欧元的亚元，制衡美元、欧元，平衡全球经济结构，这已经现实地摆在各国政府面前。

　　东亚货币基金提速

　　早在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灾不力，当时日本提议成立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但遭到美国和IMF否决，理由是这会削弱IMF的地位，降低援助条件则将导致亚洲企业、政府出现道德风险。

　　亚洲各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2000年5月，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在泰国清迈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东亚国家同意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交换；建立区域救援网络；加强各国货币当局现有的合作框架。

　　同年8月，东盟以及中、日和韩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至10亿美元。今年5月4日，亚洲13国财长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规模至少为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金，用于应对地区金融危机。亚洲各国终于在朝向统一的亚洲货币基金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而疾风暴雨般的金融危机，使东亚货币基金的时间表大大提前。预定于2009年设立的8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基金，可能在今年出台。据韩国媒体报道称，中、日、韩三国财政官员将于10月中旬在华盛顿会晤，就救市细节、如何抵御金融危机影响进行协商，并将商讨成立800亿美元“亚洲共同基金”。

　　人民币“走出去”恰逢其时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以下举措。

　　中、日、韩三国将考虑以货币掉期的方式，互相持有对方货币作为外汇储备，确保金融市场稳定，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再度出现。

　　“亚洲共同基金”的宗旨在于，由作为外汇储备额强国的中、日、韩三国为主轴，针对出口萧条等引发的美元枯竭问题，确保成立能够拥有外汇的共享渠道。

　　此举可达两个目的，一是可以稳定美元汇率，避免东亚各外汇储备国自身财富缩水，同时可以取得西方国家支持；二是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强国互相持有对方货币，互为对方货币提供担保，这样，三大国的货币可以纳入统一的信用体系，为东亚货币的出笼打下基础。从长期来看，可以增强东亚国家对国际金融动荡的抵御能力。

　　对于人民币本身来说，由于其汇率未能市场化，不可能成为全球主要货币，只能在周边有限的几个经济区域流通。而次贷危机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人民币扩大流通范围，从东亚到世界，最后与日元一样成为全球主要流通货币。这对于中国经济、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是大好事，中国应该力助其成，补上人民币汇率的短板，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股市暴跌不止 英法德俄群起指责美国是“恶棍” 环球时报

特约记者王斯报道 这场被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撼动了整个世界。虽然全球主要央行联手注资以图挽救市场的信心，但全球股市依然布满阴云。截止今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连续7日下跌，并于周四跌破9000点大关，为五年来新低。亚洲股市今天也追随美股急跌。那么，这场令全世界束手无策的危机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美国广播公司10月9日刊文说，全球领袖首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美国及其次贷灾难。文章说，在发达国家政府们纷纷向市场投入巨额资金后，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见好，反而“在加深”。如此，接下来寻找这场危机的“恶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上周迅速指出:“问题起自美国。美国必须予以解决。”

9月25日，德国金融部长施泰因布吕克回应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先说的话称:“美国是唯一应当受到指责的国家，它是危机的源头。”

德国《镜报》一期以美国自由女神像为封面，不过女神手中的火炬显示为熄灭。德国《时代》周报上的一幅画画的是一只手握着欧盟旗帜的秃鹰正向地面坠去。众所周知，鹰是美国的象征。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上周一次会议上说:“经过了这场危机，我们就将为一个新的金融世界树起梁柱。”他的话被许多观察家视为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抨击。

俄罗斯也没能幸免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打击，股市震荡极为剧烈。俄罗斯总理普京今天说:“人们对美国作为自由世界以及自由市场领袖的信心受到了损害，对华尔街作为金融中心的信心也受到了损害，且将是永久的损害。”普京上周还形容说美国的次贷危机“感染”了俄罗斯金融系统。伦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国际关系专家玛戈·莱特说，她相信俄罗斯金融问题明白无误地“与自美国次贷爆发以来的全球危机有关”。
 

　不仅“放虎归山”还要“引狼入室”

17名"东突"嫌犯被判定居美国 令美政府震惊(图)

　 美联邦地区法官里卡多?乌尔比纳在华盛顿地区法庭作出惊人判决，允许17名中国籍“东突”嫌犯定居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同一天曾表示，要求美方将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中国籍恐怖嫌犯遣返中国。美法官的这一判决，连美国政府也很惊诧并表示反对，美司法部要求暂缓这一判决的执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希望美方尽快将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中国籍恐怖嫌犯遣返中国。秦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美军关塔那摩基地中关押着一些中国籍恐怖嫌犯，他们是已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制裁清单的恐怖组织如“东伊运”的成员，理应交给中方来依法处理。秦刚还表示，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打击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中方已多次要求美方将关塔那摩的中国籍恐怖嫌犯遣返，然而，美国联邦法官当天却正式宣判：17名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中国籍“东突”嫌犯3天内全部带到华盛顿，并允许其在当地社区内定居。对此，布什政府也表示不能接受。

美国的反恐专家则担心，直接让在关塔那摩关押了6年的恐怖嫌犯落户美国本土，不仅是“放虎归山”，更是“引狼入室”。美国政府之前吃过类似的亏。比如2004年绑架两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程师的幕后主谋阿卜杜拉?马哈苏德，之前就曾在关塔那摩基地被关押了25个月，但这名极具威胁性的恐怖分子却获释。事实上，像马哈苏德那样被放虎归山的例子，在关塔那摩基地并非少数。据五角大楼官员公布的数据，从2002年底到2004年4月，五角大楼从关塔那摩释放了202名囚犯。在这些获释囚犯中，大约有10人重新加入反美武装或参与恐怖袭击，并且成为塔利班的领导人。如2004 年8月在阿富汗中部乌鲁兹甘地区，被阿安全部队打死的塔利班头目毛拉维?加法尔，就是一年前从关塔那摩被释放的囚犯。他回到阿富汗后立刻被塔利班任命为乌鲁兹甘省和赫尔曼德省的负责人，策划了一系列针对美军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行动。更令美军震惊的是一名十几岁的阿富汗少年。这名阿富汗少年在被送到关塔那摩基地后受到特殊照顾，不仅和其他囚犯分开关押，还接受了英文教育。但他在2004年1月回到阿富汗后，不仅没有融入社会，反而再次加入了塔利班。据说到2008 年年初，该少年已经成长为塔利班南部地区的“高级指挥官”。

　　也有美国反恐专家认为，这17名中国籍嫌犯是“东突”分子，而“东突”已经是美国政府确认的国际恐怖组织。关塔那摩曾经关押有770名恐怖嫌犯，现在只剩下225人，在已经释放的的嫌犯中，不少人是被送回他们本国，接受本国反恐怖和司法机构的进一步调查，所以，现在把这17人送到美国本土定居，不符惯例，也容易导致反恐多重标准的产生。同样，此举也会影响中美之间的反恐合作。

　　热比娅立即要“认领”两嫌犯

　　美国政府的反对与专家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据美国上诉法庭所掌握的情况，这17名中国籍嫌犯是“为逃避法律制裁与打击”而逃到阿富汗，在美军攻打阿富汗后溜到巴基斯坦，然后被当地人逮捕交给美军。美国有关方面为每名嫌犯付了5000美元赏金。

　　美国媒体披露说，维吾尔族嫌犯胡扎伊发?巴尔哈特是他们当中的典型。此人因为反中国政府逃离中国，在阿富汗塔利班训练营接受了“系列训练”，并一度在“基地”组织“中国营”里与美国为首的联军打过仗。然而，此人的美国委托律师却将其上述经历“漂白”，成了一名“受中国政府迫害”的“异议分子”。

　　对于他们的真实身份，美国国防部迄今仍坚持认为，他们确实不是“基地”的成员，也没有“直接和美国对着干”，但他们确属与“基地”和塔利班关系密切的“东突”组织成员，所以不能小瞧他们这一特殊背景，以及潜在的威胁。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10月7日当天，旁听了乌尔比纳法官判决结果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立即表示，华盛顿的 400个维吾尔族家庭会接纳这17人。“我自己会接纳一个，我女儿也会接纳一个。”热比娅说。

　　1995年，美国《福布斯》将维吾尔族女子热比娅列入中国富豪第八位，被评估为拥有2亿人民币财富的她成了新疆女首富。曾经拥有政协委员头衔的热比娅，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2000年，因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入狱；2005年，申请保外就医之后出逃美国。在美国她一直从事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 
 
                     道者儒之本 儒者道之末

 善德 　 

唯有道家讲的道德能够使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天地，兼容儒家和墨家的优点，涵盖各学说的精要。 
  
东晋葛洪出身江南士族。十六岁开始饱读《论语》、《孝经》、《诗经》、《易经》等儒家典籍。喜’神仙导引之法’，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是历史上重要的炼丹家，著有《抱朴子》、《梦林玄解》、《神仙传》和《肘后救卒方》等。

他在《抱朴子》中有这么一段引用《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对道家相对于儒家，和其他先秦学说的论述总结。

或问儒道之先后。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为阴阳之术，众于忌讳，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遍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

意思是说，有人问道是儒家好呢还是道家好？抱朴子回答说，道家其实是儒家的根本；儒家只是道家衍生出来的学说。太史公认为阴阳数术，一般人多忌讳，让人不自在。儒家博学却没抓住精要，付出许多努力，却少有功效。墨家刻苦自持，难以广泛为人遵循；法家严刑峻法而少有宽恕，百姓难有仁义之心。唯有道家讲的道德能够使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天地，兼容儒家和墨家的优点，涵盖各学说的精要。可以适应于不同时代，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道家学说要旨简单易懂，事半而功倍。大道至简至易，重点在守住真正的事物根本之道─道德。
 
 

资料图：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恐怖分子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王启超10月8日报道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一法官7日下令释放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的17名“东突”分子。
　　

　　联邦法官判“东突”嫌犯定居美国

　　美国时间10月7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里卡多?乌尔比纳在华盛顿作出正式判决：要求布什政府立即释放17名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基地的中国籍“东突”嫌犯，3天内带到华盛顿地区法庭，听证会结束后即可定居华盛顿的“维吾尔族居民区”。

　　乌尔比纳法官在下达此判决时说，既然五角大楼和白宫早在4年前就断定这17名中国籍嫌犯不是“敌方战斗人员” ，那么布什政府必须立即释放他们，并于10月10日带到华盛顿地区法庭静候听证。听证会结束后，这17人将交给当地的维吾尔族家庭。当然，对接纳这些人的家庭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跟美国国土安全部密切配合。

　　乌尔比纳法官透露，听证会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具体安置这17个人。目前，除华盛顿特区的维吾尔族家庭外，还有20 来个来自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地区的宗教团体和社团愿意接纳这些人。

　　据介绍，这17名中国籍嫌犯是6年前被逮捕，送到关塔那摩关押。4年半前五角大楼断定他们不是“美国的敌人” ，而美国最高法院于4个月前判定，地区法官可以判定美国政府释放关塔那摩关押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乌尔比纳法官作出了上述判决。

　　判决结果公布后，美国国内诸多所谓“人权”团体表示高兴，说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中国籍嫌犯境遇“最糟糕”，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接纳他们，所以才导致他们迟迟不能离开关塔那摩，而布什政府又不能将他们送回中国，因为担心他们回国会“遭审讯与监禁”。

　　美国“人权观察”律师詹尼弗?达斯卡尔说：“美国政府早就知道他们这些人确实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只是布什政府一直推脱说，美国地方法庭无权判决释放关塔那摩在押人员。”

　　布什政府反对这一判决

　　乌尔比纳的判决让布什政府震惊——

　　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戴维G?萨瓦奇7日报道称：“地方法庭的联邦法官，判令布什政府释放关塔那摩的在押犯，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会对美国造成巨大影响。”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布莱恩?罗尔卡斯10月7日表示：“今天的判决必定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度关注，会引发史无前例的司法问题。美国政府坚信，让外国嫌犯直接从政府羁押所进入美国，并且定居美国是不正确的。”

　　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已连夜向华盛顿联邦高等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判决。但有分析人士说，如果布什政府在上诉法院未能阻止这一判决，那么会提交最高法院裁决。而今年6月，最高院已经判定另一例关塔那摩被拘人员可以尽快举行听证会，因此，布什政府最终阻止这一判决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白宫发言人唐娜?佩里诺发表书面声明称：“布什政府对此深表关切，因为这一判决结果有悖于我们的法律，包括国会通过的联邦移民身份法。更严重的是，如果这一判决成立，那么将开危险的先例，因为这意味着所有关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嫌犯都可以申请移民美国！”

　　美国有线新闻网18日还报道了一些细节，称乌尔比纳在作出该判决时显得“急不可耐”：当一名政府律师恳请给美国移民部门一周时间考虑如何处理这些根本没有美国身份的人时，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说，“现在最急迫的就是把他们全部释放！”乌尔比纳甚至要求移民海关官员不要考虑是否临时拘禁这些人：“我已经作出了判决，就不想让任何人进一步干涉他们！”

时代周刊：金融海啸冲击全球 中国充满自信

 
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杂志刊登题为《China's View of the Financial Mess: Alarmed But Confident》评论文章指出，美国金融灾难的威力遍布全球，北京的财经政策决策官员都变得小心翼翼。作为一个“准超级经济强国”，中国正在小心翼翼的避免走上美欧的金融之路。

　　 
但这个说法也只是对了一半，中国确实对于这场金融危机充满了警觉性。华尔街金融泡沫爆破，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放缓正在明显的影响着中国。中国在过去五年一直是全球的经济火车头，但如今增长也开始放缓了。这种变化可以从钢铁的价格起伏中看得出来，钢铁是一种带动了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材料，但在过去四个月里，它的价钱却下跌了接近两成，跌破每吨590元的水平了。

　　钢铁价钱的下跌也让不少正急速发展的企业出现赤字。宝钢集团是中国其中一家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八月份时曾经不得不两度降价，集团董事总经理徐乐江也叹道：“中国钢铁业的辉煌时代将会成为历史了。”

　　美国次按危机继续扩散，也会对中国还未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改革造成严重打击。但北京当局本周已经明确表示：“尽管美欧的金融市场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中国还是会继续稳步向良好的资本市场之路发展的。”

　　中国国务院已经表示计划容许融资融券（孖展）和股票卖空（沽空）了，香港摩根大通证劵中国业务部主任李晶（Jing Ulrich） 说：“这将会为中国的A股投资者带来新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分散风险、避免损失。”

　　正当美国政界视财务杠杆手段（借钱来买卖股票）为各种金融之恶的根源的时候，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举措是非常不平凡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李晶指出，“这与包括美国等世界各主要市场的禁止短期股票卖空政策构成了强烈对比。”

　　因为对于股市市值在过去一年内大跌了六成的中国来说，这些措施可以重新刺激低迷的股票市场，证监当局希望此举可以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总量。

　　纵然跟纽约、伦敦或东京等开放的环球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北京当局也知道，谨慎的改革步伐才可以使中国免于受环球金融冲击之难。

　　以中国的银行业为例，五年前中国的银行业情况还是相当糟糕，充斥着不良借贷、资本不足和劣质管理等问题。中国银行业2003年的不良资产比率高达 17．9%，但在去年，这个数字已经大幅降至6．7%了。据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Washington）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研究显示，中国银行界的法定资本要求（一个量度货款健康的重要指标）已经从过去的0．6%急升至79%了。拉迪说：“中国的银行在过去十年间实现了巨大的转变。”

　　但这些数据也不代表中国没有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保守估计，中国的银行拥有美国的120亿次按资产，而且中国的主权基金也在错误的时间投资了黑石和摩根史丹尼等资产，以致在金融危机中损失了数千万。而中国第二大的保险机构平安保险也因在上周的环球股市暴跌，其手上二十七亿的富通银行股票大跌了七成。

　　对于未来中国的危机， 专定认为并非是来自于次按本身，而将会是来自于次按所带来的环球宏观经济效应。预料这些影响也将会对人民币的汇率构成压力。中国的出口商已经因为世界经济增长减慢而饱受压力了。不久过后，相信中国的本土需求也会逐步放缓。

　　对于现在的中国和它的贸易伙伴来说，好消息就是中国的银行都已经作好了经济放缓的准备，而中国政府也已经宣布减息，并且还为再减息留下充裕的下调空间。 

雷曼兄弟引发亚洲怒潮

对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相关的复杂金融产品投资出现的问题，亚洲投资者越来越愤怒，由此引发了强烈抗议和要求强化监管的呼声。

在香港，逾1,000名投资者周三在立法会前游行抗议。投资者称他们被鼓动从当地银行购买了现已倒闭的雷曼兄弟的一种叫“迷你债券”的衍生债券，当地银行说这些债券是安全的。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统计，香港投资者共持有126亿港元(16.2亿美元）的雷曼迷你债券。

参加抗议的57岁家庭主妇Lam Siu-fung说，我从未听说过雷曼。这些银行了解所有这些复杂的东西，而我们并不了解－－我们还能有什么希望？她说她一家在这种债券上投入了350万港元的积蓄。

雷曼在其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承诺会在近期提供相关产品状况的信息。记者没能联络到雷曼人士采访。

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预计，台湾共有约51,000名散户投资者通过20家不同银行购买了雷曼的结构性票据，仅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这类票据总计就超过10亿美元。近日，台湾立法部门正就有关保护投资者的新法规进行讨论，要求当地银行为投资者提供补偿的压力越来越大。

新加坡监管机构已经指定第三方来审查投资者的赔偿要求，声称会“尽快公正解决”投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上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称，当前的危机令监管机构有必要重新审查监管措施的相关规定。

在香港，东亚银行(Bank of East Asia Ltd.)和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 Ltd.)香港分行等大大小小的银行都曾销售“迷你债券”。东亚银行称正与监管机构和客户一同确定最佳行动方案，以保护持有迷你债券的客户利益。中国银行表示已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处理投诉，并已与香港三大党派的代表及投资者团体会面。

香港银行公会(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Banks)在一份声明中说，其已成立工作小组应对这一事件。

虽然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迷你债券通常被说成三年或更长期限的投资，年固定收益率为5%左右。这些债券在促销时常被宣称与在亚洲十分知名的一些公司的债券有关，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 PLC.)。有时销售方还会向潜在投资者提供摄像机或平板电视等礼品。宣传材料通常也会提醒迷你债券投资者有赔掉本金的风险。

处于亚洲这这场冲突中心的这种迷你债券在附注中称是由雷曼兄弟提供支持的。这批迷你债券由与知名公司相关的债权抵押证券担保，由雷曼兄弟发行。上个月申请破产保护之后，雷曼停止为部分债券付息，令投资者无法获得投资回报。

冰岛暂停股市交易 政府接管银行

冰岛股市周四停止交易，政府接管三大银行中的最后一家。该国领导人警告说，严重的银行危机可能导致“国家破产”。

冰岛政府还利用新获得的权力建立了一家新的国有银行，将接管冰岛三大银行之一Landsbanki Íslands hf.的大部分国内业务。新银行的名称为：New Landsbanki。

Associated Press
冰岛最大的银行Kaupthing周四被冰岛政府接管尽管是偏居一隅的小国，但冰岛已成为此次全球信贷危机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国家。虽然冰岛银行业的负债比率并不见得比世界各地的其它陷入财政困难的银行更高，但该国的银行近年来大量向海外放贷廉价资金，它们的规模迅速增长，资产曾达到冰岛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倍。当信贷危机到来时，市场认为冰岛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救助陷入困境的银行，因此让这些银行掉进了惩罚的深渊。

对银行偿债能力乃至整个国家信心的丧失，使冰岛的金融体系几近崩溃，人们纷纷抛出冰岛货币。冰岛克朗的的价值暴跌，引发了通货膨胀，打击了这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的贸易。

冰岛政府周四决定接管该国最大的银行Kaupthing Bank hf，该行的资产和债务遍及整个欧洲。此举意味着冰岛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现在已经接管了该国所有三大银行。另外两家银行Landsbanki和Glitnir Bank hf正处于接收过程中。

Glitnir银行周四表示，其挪威子公司已经收到了挪威银行保证基金(Norwegian Banks' Guarantee Fund) 50亿挪威克朗（约合8.17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Glitnir称已开始出售这家子公司。

冰岛央行本周早些时候已经向Kaupthing银行提供了5亿欧元（约合6.83亿美元)贷款，瑞典央行也已同意提供至多50亿瑞典克朗（约合7.06亿美元）的贷款支持该行的瑞典子公司。不过，这些举措面对迅速恶化的形势显然远远不够。

由于危机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冰岛证交所周四宣布停牌。OMX Nordic Exchange Iceland称，由于“非同寻常的市场状况”，股票交易将暂停到下周一。三大银行的股票已经于本周一开始停止交易。

为避免恐慌，冰岛金融服务管理局强调，Kaupthing和Landsbanki仍在正常营业，这些银行的所有国内存款都受到冰岛法律的保护。

不过，政府对保证国内存款的承诺却让Landsbanki的国际业务受到了质疑。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同英国的外交纠纷。

英国首相布朗(Gordon Brown)曾说，英国将起诉冰岛，要求收回30万英国人在IceSave开设的克朗账户中损失的存款。IceSave是Landsbanki的网上业务。

由于英国20个地方政府也在冰岛银行持有价值超过1亿英镑（约合1.73亿美元）的存款，英国政府已动用反恐怖法的权限冻结了Landsbanki的资产，直到这些存款的问题获得解决。

荷兰国际集团(ING Groep NV)的存款子公司ING Direct UK已同意购买Kaupthing Edge和Heritable Bank中的约18万英国储户持有的30多亿英镑的存款。Kaupthing Edge是Kaupthing的子公司，而Heritable Bank则属于Landsbanki。

冰岛总理哈尔德(Geir Haarde)周三说，两国间的磋商已开始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他还说，一个小组下周将前往莫斯科，商讨俄方可能提供40亿欧元贷款支持冰岛克朗的事宜。

与此同时，冰岛官员周四说，总统格里姆松(Olafur Ragnar Grimsson)在心脏手术后已住院治疗，可能会休息几天。冰岛总统主要是一个礼节性职位。

一夜回到解放前？破产后冰岛人将再捕鱼为生

 
华尔街日报   
 
　　戴维森(Kristjan Davidsson)在16岁时即出海在渔船上做了水手。在水产学院就读时，他就梦想能成为一名船长。20年中，他一直卖鱼和出售水产加工设备。他的父亲30年来的谋生方式也几乎同这个偏远小渔村的所有人一样：到海里捕鱼。

　 
　但到了2001年，戴维森上岸了。他去了冰岛新近私有化的多家银行中的一家。他的腰包鼓了起来。但他说，现在可能又要靠捕鱼为生了。这可能也是冰岛全国面临的命运。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冰岛政府周二接管了戴维森工作的银行Glitnir Bank hf。周三，他到办公室参加了一个员工紧急会议。政府指定的Glitnir接收大员对他们发表了讲话。戴维森说，我听到的主要意思是：出去再找份工作吧。

　　多少世纪以来，渔业一直是冰岛的主要经济支柱。但就在六年前，冰岛人发现可以从金融业获取巨额财富。他们带着以往在海上时的所有热忱和无畏投身到这个新行业中，凭借狂热的投机欲望从海外大量借贷。这些银行的规模也迅速让拥有30万人口的冰岛国内经济相形见绌。

　　几年内，冰岛的三大银行──Kaupthing Bank hf、Landsbanki Islands hf和Glitnir──就债台高筑，同如今其它陷入困境的银行一样。这些银行的资产达到了1,000亿欧元，几乎是该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它们的海外储户也远远超过了冰岛的人口。

　　戴维森说，冰岛人都爱冒险。当银行私有化时，所有的能量一下释放出来。我们喜欢速战速决。

　　如今，冰岛庞大的银行业轰然倒塌。短短几天内，整个银行体系实际上都已被政府接管。该国最大的银行Kaupthing Bank周四被接管，股市交易将停牌到下周一。冰岛克朗在境外已经失去了货币功能。

　　通货膨胀率飙升，外债大幅增加，这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的贸易也受到沉重打击。英国和荷兰正在起诉冻结他们本国公民存款的做法，而冰岛政府正在寻求从海外获取更多贷款，以让国家免遭破产的厄运。

　　冰岛的崩溃是全球信贷危机带来的最为严重的后果，这也形象揭示了此次危机是如何摧毁一个一度欣欣向荣的经济体的。其他国家纷纷出台了巨额救市举措：爱尔兰为其银行存款提供担保的计划可能会让受保证数额达到年度经济产值的两倍。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英国的方案几乎相当于其GDP。

　　但投资者担心，冰岛弱小的国库无法承担银行的负债，冰岛可能拖欠主权债券。这会给其它债务负担沉重的小国以及本国的投资者带来连带效应，从而让冰岛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具有了超乎其规模的重要意义。

　　尽管他所在的银行已经倒闭，但47岁的戴维森还是穿着一套细条纹西服。他还在等待有关他未来命运的判决。不过他相信一件事情：他的未来将在海产品行业。

　　而直到几天前，冰岛人还认为他们能够靠银行为生。

　　戴维森是在2001年开始寻找新职业的。当时银行正在被私有化，将成为后来的Glitnir的这家银行希望找到渔业专家，帮助将业务扩大到国外，在全球各地做交易。

　　戴维森应聘进入该行，主要负责提供幷购建议，安排全球各地渔业公司的融资。他的足迹远远超出了冰岛，有一次曾帮助一家秘鲁公司找到了融资，幷安排这家公司在奥斯陆上市。

　　与此同时，高档餐馆开始大量出现在新的金融中心、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城区。主要购物大街两旁尽是高档专卖店，出售前卫的时装和精美的炊具。冰岛克朗走势坚挺。这打击了该国的出口（海产品是冰岛最大的出口类别），贸易逆差大幅上升，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

　　然而冰岛人对此却不太在意。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然跻身全球最富有人士的行列。许多人成了百万富翁，还有的成了亿万富翁。人们享受着高标准生活，进口的外国奢侈品卖得很便宜。他们用日圆、瑞朗的低息贷款购买了高档汽车，使得冰岛各类外币债务的规模节节攀升。

　　银行业也令戴维森得到了实惠。他和家人在雷克雅维克过得舒舒服服，还能到国外度假。他说，我是个有钱人，退休金也有保障。

　　前几天，戴维森回到家乡，参加一年一度的圈羊活动。当地村民春天时把羊赶到草原散养，入秋再圈回各家。戴维森给一位现在务农的同学搭了把手，驾着自己配备了真皮座椅的丰田运动型多用途车(SUV)帮他把羊赶拢到一起。

　　对这些冰岛银行来说，发展壮大是件很容易的事。它们可以从全球各地以很便宜的价格借贷，然后摇身一变，自己当起了放贷人，在几乎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把钱投到自己看好的行业或企业中，无论它们是在英国、丹麦、还是美国。这些银行的资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停地膨胀，而它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借贷来的。

　　金钱在闹轰轰地滚动着：冰岛的银行借钱、放贷，然后再借更多钱。当然，他们是必须要还债的，但那时还钱不成问题，因为反正还有地方能借到更多的钱偿还旧债。

　　信贷危机在去年冬天时爆发了。到了今年夏天，已经没有银行愿意借钱给别的银行，特别是给冰岛的所有银行，因为它们的债务规模实在太庞大了。

　　虽然投资者相信美国和欧洲大国能在需要时筹来现金拯救它们的银行，但在冰岛这个仅有20亿欧元外汇储备的弹丸之地，拥有1,000亿欧元资产的银行有麻烦时该如何是好？

　　印制更多的钞票──美国这么干可以，对冰岛就没多大意义了，因为冰岛的负债多是外币。发行更多的冰岛克朗只会压低汇率。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投资者开始抛售克朗，其汇价今年已经累计暴跌了四成多。

　　对于除了鱼之外几乎一切都要靠进口的冰岛来说，克朗重挫造成汽车、食品、家具等商品价格飞涨。最近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14%。人们纷纷收紧开支。冰岛家庭负债在过去五年间翻了一番，因为许多人都买了新房和高配置SUV，雷克雅未克的街头满是这种车。

　　绝大多数贷款或者和通胀相关或者需以外币偿还；通胀升温和克朗走低均会推高这两类贷款的还款额。而今，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成了一对洪水猛兽。

　　雷克雅未克港口负责人吉斯利吉斯拉森(Gisli Gislason)拥有一间可以俯瞰码头的办公室，货船向这里运来建材和汽车，捕捞船则出海去捕鱼。吉斯拉森看到金融风暴已经酝酿了几个月，当时进口开始下滑，出口则开始回暖。

　　吉斯拉森说，就在一夜之间，改变的重点就从银行业转向了实体产品：鱼和铝材。

　　那些当初没有一头扎进金融业的渔民日子要好过一些。霍德尔莱弗森(Halldor Leifson)从事渔业已有15年之久，从渔民做起的他后来变成了渔场主管。大约一年半以前他认为自己应该去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

　　身着白色工作服、头戴蓝色发网的莱弗森在雷克雅未克港口的一家渔类加工厂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手下的人都转到银行业了，他们总是问我，你还要做渔业啊？

　　莱弗森曾仔细考虑过做银行咨询师的工作，但想到要离开这个全家人一直赖以为生的行业他还是放弃了。他说，真是感谢上帝。在他身后是码得高高的方形大盆，捕来的鱼要在里面用粗盐腌制三周。莱弗森说，真正的经济需要有产品来卖的，银行业交易的也就是些纸币，只有这些纸什么也做不了。

　　那些从事纸币营生的“贵族们”多年来一直轻视又脏又枯燥的渔业，现在他们可能要改改看法了。莱弗森说，在小渔村里长大的人身体里还流着亲近大海的血液。我觉得只是回来重操旧业的问题。

　　冰岛首相上周向国民发表讲话，说他们可能必须回头向土地和大海要资源。渔民们相信政府会提高鳕鱼捕捞配额来推动经济。本周冰岛将其三大银行收归国有。首相说，冰岛银行业神话已经破灭。
 

 
彭博社：日本“靠边站”　中国成亚洲“老大”

 
中诚社   
 
    环球时报引述彭博新闻社10月9日文章说，周三可能是亚洲经济力量平衡发生重要转移的日子。

　 
　文章指出，中国在美联储及世界其他五大央行降息几分钟后就宣布下调本国利率，这一举动颇具“象征”意味。与中国的行动相比，作为亚洲第一经济大国的日本却“靠边站”了。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认为:“虽然日本仍不失为经济大国，但如今中国才是亚洲经济的‘老大’。中国确实以自己的方式与全球金融同行们共同携手解决棘手的危机。”

　　文章说，中国的举动表明，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已深深融入了全球金融系统。尽管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增长了10.1个百分点，但其出口却因美欧需求锐减而遭受打击。

　　日本的表现同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银行前天表示，它“放弃”降息，因为日本目前0.5%的贷款利率已经“很低”。日本经济正在萎缩。

 
风声鹤唳：北京开始监视外资金融集团

 
中国时报    
 
  国际金融海啸凶勐，外加国内大型上市公司接连传出财务危机，大陆金融当局更加风声鹤唳，最近已针对境内的外资金融集团启动资金监视，要求大陆境内的合资方出具境外伙伴的财务报告。在全球衰退中，大陆的经济难以全身而退；不过，雄厚的外汇家底足以减轻蒙受的损害。

　 
在大陆境外，颳的是国际金融风暴；在大陆境内，传统产业型的大型上市公司却也因缺钱而濒危。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金属公司，因无力偿还七．六亿元人民币贷款，而遭到暂停交易。

　境内银根紧纺织业首先倒地

　雪上加霜的是，同样在新加坡上市的大陆最大印染厂绍兴江龙集团也爆发财务危机，目前已积欠债权人和工人工资廿亿元人民币，面临破产，董事长兼总裁陶寿龙已经落跑，股票在新加坡也暂停交易。

　这两家公司的财务危机并非个桉，都反映出大陆的银根吃紧。尤其是纺织业，江龙面临破产危机之前，樱花集团、飞跃集团、山东银河都已不支倒地。大陆的「第一纺织网」总编辑汪前进分析，若干大企业先前扩张太快，「一旦遭遇国家财政政策收紧，资金紧张、甚至倒闭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大陆金融机构抽缩银根的对象还不只是本土产业，因为国际金融风暴而风雨飘摇的境外金融机构，更是中国金融当局关注的对象。而为了避免遭到池鱼之殃，金融当局开始监视在境内的外国金融集团。

　火烧金融业？外资占半壁江山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所有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对其外国股东提出体质及财务状况的报告，并解释全球金融风暴是否影响该公司在大陆的运作。

　「在目前非比寻常的环境中，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动，」证监会一位不具名官员说，「这是政府的责任，这麽做是为了保护中国投资者的利益，以及境内市场的稳定。」

　大陆的六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中，超过一半是与外国金融机构合资成立，其中有十五家的外资持股比率达到四九％；因此，除了监视之外，北京当局更担心这些外国金融机构把火烧到家裡来。

　目前除了少数几个背景够硬的外国银行之外，与大陆银行有合资关係的外国银行都已无法从大陆伙伴贷出资金；大陆伙伴拒绝的理由是，信用已经趋紧。

　外汇家底厚应足以减轻损害

　不论针对纺织业还是外国金融集团，北京当局都祭出雨天收伞的手段，其损害控管的用意至为明显。

　不过，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倒不那麽看衰大陆的承受能力，主要理由是大陆已经成为储蓄的淨出口国，整个经济体的槓杆率低；另外是大陆快速累积的外汇存底，让境内银行体系依然保持充足的流动性。
 

 (图文)注意：鲶鱼已变异成人类杀手

生物学家威德(左)和两名当地人逮到一条“食人巨鲶”

　　近年来，位于印度和尼泊尔边界的大卡利河中一直传闻潜伏着食人的水怪，在河中洗澡游泳的活人，经常被水怪拖入水中神秘失踪。然而科学家调查发现，这种神秘水怪很可能是一种大型鲶鱼，它们由于经常吞食当地人在举办葬礼后抛入河中的死者遗骸，已经发生基因突变，爱上了吃人肉! 这种大型鲶鱼就像鳄鱼一样，已经成了潜伏在河水中的“人类杀手”!

　　神秘水怪“猎食”游泳者

 
　　据报道，近年来，位于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的大卡利河中频频发生游泳者失踪事件，当地人传闻称，河中潜伏着食人的水怪，它们经常吞食在河中洗澡和游泳的活人。2007年，一名18岁的尼泊尔男孩在大卡利河中游泳时被一个神秘水怪拖入水下，他再也没能浮上水面。据目击者称，这个神秘水怪像一个“加长版的猪”。然而，大卡利河的第一个水怪受害者可能要追溯到1988年，当年4月，一名17岁的尼泊尔男孩跳进河中洗澡时，也被一个神秘水怪突然拖入水中，死于非命。3个月后，另一名小男孩又被水怪拖入水底，神秘失踪，当小男孩遭到袭击时，他惊恐的父亲只能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水中。此后，大卡利河中又发生了好几次水怪袭人事件。

　　常吃尸体爱上人肉味道

　　当地人怀疑，这些频频袭击人类